二十大专题作品丨董保存: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之初

[关闭本页] 来源:京艺苑      发布时间:2022-12-13

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之初

文/董保存


引来“天火”照红楼


  我也像很多人一样,对北大红楼,对发生在红楼的故事知之不多。仅仅知道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而不知道她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密切关系,她为党奠定自己的理论基础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时候,古都北京的紫禁城红墙东北几百米的沙滩,一座红色的建筑拔地而起——北大的新校舍刚刚落成(还有部分扫尾工程没有完工)。这座崭新的建筑,为什么选择了红色作为主基调?它象征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已经无从考证,但它和中国红色革命却有了一种历史的契合。

  也正是这一年的年初和岁尾,被称为“北大红楼两巨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先后走进了红楼。1月,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带来了他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12月,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到北大图书馆任馆长。他们的到来,使得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更具青春的活力。

  当时人们没有想到也不会想到的是,29岁的李大钊步入红楼,会引来“天火”(也有人称之为圣火),照亮红楼。他本人在这里建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使得中国的青年一代和马克思主义真正发生了内在的联系。开始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理论武器,“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有着“再造青春之中国”理想的李大钊,无论在日本求学,还是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他的目光,时刻关注着动荡世界上的大事要事,以及光怪陆离的各种思潮,寻找着能够改造旧中国的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经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研读、比较,李大钊们看到,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前的情况和中国的现状非常相近。十月革命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次生动实践,是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表明资本主义这条路如果走不通,可以走另外一条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路。要想改变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现状,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章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本质上的区分,俄国革命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阴谋”,而是一场真正的政治和社会革命,阐明了十月革命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政府决定搞三天庆祝活动。据此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演说大会。李大钊于11月29日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又在《新青年》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第一次到北京的青年毛泽东从北大红楼跑到中央公园,亲耳聆听了李大钊那沉稳而富有激情的演讲,从而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1918年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李大钊和北大教授高一涵等人,在北大红楼里策划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秘密团体——“马尔格时学说研究会”。据当事者回忆,北京当局正在惊恐地“防止过激主义传播”,到北大来进行查禁时,他们回答说,这是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一个小组。那时,马克思这三个字曾经被翻译为“马尔格时”“马尔萨斯”“马尔格斯”等。这位“马尔萨斯”先生怎么也想不到他能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打了一次掩护,致使这个组织只被查禁,并未深究。

  1919年5月4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五四运动爆发。“北大红楼两巨人”既是运动领导者,更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五四青年学生中曾经有这样的诗句流传:“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独秀孤松(李大钊笔名)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黑夜,吾辈仰承。”

  如果说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引火阶段,那么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就是一次圣火燃爆。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由李大钊轮执主编。他策划了一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亲笔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他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 ,“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让“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积极动员谋划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组织邓中夏等北京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走出红楼,到北京的长辛店举办工人夜校,在教工人识字的同时,讲授革命的道理,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使中国工人阶级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

  此后,在北京、在上海、在天津、在武汉、在长沙、在广州,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传播开来……


南陈北李,如何相约


  1919年6月,北京五四运动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已经过去,但运动还在全国各地蔓延。处于运动中心的陈独秀和李大钊还在进行着勇敢的斗争。陈独秀起草油印了《北京市民宣言》,进行散发。6月11日,陈独秀和邓初、高一涵到北京城南游艺园一个叫新世界的游艺场去散发传单。当他们登上了新世界的顶层花园,向下面正在看电影的观众散发传单时,北洋政府警察当局派出的暗探终于有机会抓住了陈独秀,要他“走一趟”,实际上就是关进了监狱。这就是陈独秀被捕入狱三个月的经历。

  社会各界,特别是北京大学想方设法进行营救,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陈独秀于 9月16日被保释。李大钊当即写下一首诗《欢迎独秀出狱》: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虽然是保释了,但是陈独秀的行动还是受到限制,用后来的话说,应该说叫作被监视居住。

  1920年初,陈独秀接到了汪精卫和章士钊从上海发来的邀请,称西南军政府要筹办一个西南大学,请陈到上海面谈。陈独秀就离开北京,到了上海。从上海返回北京的时候,途经武汉,时任武汉教育厅厅长的李汉俊等人邀请他到武汉去作一场讲演。

  陈独秀在武汉作的讲演的题目叫《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还讲了一个题目叫《新教育的精神》。

  他在讲演中公开宣传“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的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使我们的社会不使无产业的受苦,有产业的安享”。而且他还提出“要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当归为社会的公产,不种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

  讲演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武汉舆论哗然,当地有一份报纸,不仅详细报道了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而且甚至说湖北的官吏对于陈氏(独秀)的主张为之惊骇,令其休止讲演,速离武汉。

  消息在新闻媒体上披露以后,北京的警察当局才知道,陈独秀到武汉去了。

  2月7日,得到陈独秀要回北京的消息,两拨人都准备“接”他,一拨就是北京警局的人,准备接到他就把他关起来;另一拨是李大钊的学生等,想接到陈后就赶快将他转移。谁知阴错阳差,陈独秀下了火车以后,既没有见到接他的同事同学,也没有碰到抓他的人,便直接回家了。

  刚进家门,警局负责监视他的那个警员就登门了,见陈独秀在家里,就说:“陈先生,你怎么也不告诉一声就离开北京了?”陈独秀回答说:“家里有点急事,要回去处理一下,就那么几天嘛,没顾上通知你们。”

  军警急匆匆地走后,陈独秀就感觉到气氛不对了,匆忙出门,先是到了胡适家里,从胡适家里又到了石驸马后宅35号李大钊家(今北京文华胡同24号),李大钊正为没有接到陈独秀而着急,陈独秀便找上门来了,当然又惊又喜。但是,李大钊家也很不安全,也是警方特别关注的地方。所以他们没敢久留,马上到了李大钊的同乡、北大化学系的王星拱教授的家里。

  几个人商量,为躲避当局的抓捕,陈独秀要赶快离开北京。离开北京到哪里去呢?他们考虑应该到上海去,上海和北京的环境、气氛有很大的不同。但怎么样离开北京呢?第一不能坐火车,第二不能坐汽车,那都有警方的布控,很可能二次被抓。怎么办?李大钊提出,先到天津,再转到上海。大家觉得这个思路可行,但有一个问题,北京到天津怎么走?最后还是李大钊提出,由他本人租用一辆马车或者是骡车,把陈独秀安全送到天津。这在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在王星拱教授的家里,他们进行了紧张的出发准备。那天是腊月二十三,正在过小年。那时的年关,正是生意人要去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化装成一个账房先生的模样,穿长袍,戴眼镜,像个教书先生。陈独秀则扮成老板的样子,脱掉身上的西服,换上一件马褂,头戴一顶毡帽。看看外面的天太冷,又加上了一件背心(据说是王星拱家佣人的)。

  既然是收账的,就得像个收账的样子,找来一把算盘,弄来了几个账本,还不忘带上一堆名片,一个印泥盒什么的……

  匆忙收拾停当,一大早就赶着车出门上路了。寒冬的清晨,朔风凛冽,他们一路向东,出了朝阳门向东南方走。沿途也曾遇到盘查,都由“账房先生”出面应付。因为陈独秀是南方人,说话有口音,怕暴露身份,只能由李大钊出面应付……

  关于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有人说是直接到了天津,也有人说是先到了李大钊的老家河北省乐亭县。在那里稍事停留,然后才到天津的。当然也有人提出质疑,天津和乐亭方向不同,先到乐亭再到天津,有 300多华里的路程,在那么紧张的时间里不太可能。

  不管这个路线是怎么走的,李大钊送陈独秀到天津辗转到上海,确是历史事实。在路上几天的时间,他们定会有深入的交流。在当时的情境下,他们一定会探讨如何应对反动政府对爱国学生运动的打压以及对这场运动的策划者指挥者的“围剿”,保护革命的“火种”,一定要组织起来……他们肯定会探讨关于中国的出路问题,走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在中国的可能性、可行性……

  在路上的交流,没有留下也不可能留下什么详细记录,但他们有这样一个难得的相处机会,探讨如上所说的一些问题,应该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这段故事就被人们称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或者“北李南陈,相约建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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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国画 300cm×180cm 高毅


1920年的春风


  20世纪20年代初的北大红楼,可以说是迎着八面来风,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潮,都在这里传播。

  1920年3月,一股春风吹进了北大红楼,这就是后来在《北大日刊》上刊出的“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

  中国第一个正式命名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就在北大红楼成立。

  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初步有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学生运动骨干,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在这个启事上签名的有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等19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朱务善回忆说,成立研究会,“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结合”,打算建立共产党。研究会19个发起人中,后来有1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吴汝铭(吴雨铭)、李梅羹、刘仁静、范鸿劼、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等10人,他们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名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50多人名录中。他们都参与了北方地区的建党工作。

  这个启事中,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本会叫做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

  这个研究会就是为了使广大的优秀青年知识分子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和中国当时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我们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成立研究会,一定要经过校方的同意,他们找到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提出,把他们这个学会放在离红楼很近的景山东街马神庙(那时是北京大学的二院)。并为他们拨了两间房子,一间作为办公室,一间就作为图书室。这个图书室当时起了一个名字——亢慕义斋。“亢慕义”就是共产主义英文的音译,亢慕义斋就是研究共产主义的一个书斋,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翻译这些社会主义著作的组织。书斋墙壁的正中挂着马克思的像,像的两边贴着宋天放手写的一副对联,上联“出研究室入监狱”,下联是“南方兼有北方强”。上联是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的随感录《研究室和监狱》中所说:“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科学实验室,一个是监狱。我们青年就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下联是李大钊从《礼记·中庸》中节选的:“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李大钊引用《礼记·中庸》中的话的用意是,研究会里既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南方之强加上北方之强,南北同志要团结互助,同心同德。

  除了对联,墙上还有句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

  亢慕义斋的图书,有一部分是李大钊当时主管的北大图书馆购买以后转赠给学会的,还有一部分是当时共产国际友人或者寄来的,或是托人捎来的。他们分为英文组、德文组、法文组来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德文组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反复诵读原著,甚至要把一段一段的文字都背下来,不懂的地方大家集体研究。在翻译《共产党宣言》开篇语的时候,“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时,大家都说这幽灵和徘徊不好翻译,就加了一段说明文字,说: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这本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油印出来以后,供当时研究会内部学习使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路,是一条坎坷之路。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一番斗争,在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的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理论的界限一步步清晰起来。

  那时,西方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思潮在中国广为传播,那些积极探索改造中国道路的青年人要在这些思潮中加以选择。在各种各样的学说当中进行碰撞。经过尖锐的思想斗争,最终选择了不同的思想道路。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成了既有政治秩序的维护者,另一些人则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遇到的论争,首先是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当时,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很受一些青年人的追捧。在斗争中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逐渐分道扬镳。

  另一场挑战就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论争的双方是曾在新文化运动中并肩战斗过的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者(改良派)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论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为更多的青年人所接受。

  最典型的论争也是发生在北大红楼。1920年的严冬,凛冽的西北风卷着雪花,拍打着北大红楼的窗,在一间大教室里,师生正进行着一场大辩论。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

  年轻的朋友们可能要问,这也太超前了吧,100年前就在辩论这个问题吗?是的,100年前,他们在红楼进行着“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能不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大辩论。

  第一天,双方唇枪舌剑,没有结果,却吸引了大量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教室外面探听。第二天,正反双方争辩更激烈,很像现在大学里的辩手大赛。

  这次大辩论的评判员就是李大钊。辩论结束的时候,李大钊作了认真的评判。

  李大钊先生依然像往常一样,十分沉稳地从讲台上站了起来,他手里拿了张纸,也就是他的点评大纲,他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释这个问题。同时着重指出,此地所说的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这绝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可以不要斗争,而垂手以待社会主义之到来。给了参与辩论的师生们一个令人信服的评判。

  当时在场的朱务善曾经有过如下回忆:

  李大钊同志说话声音不大,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与坚定性,最能吸引听众注意,使人悦服,会后,教室里还拥挤着很多人在那里相互争论,喋喋不休。我还记得有一位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好像是费觉天),最后对我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李大钊同志的发言,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不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增加到数十人之多,同时其他各专校也成立了这样的研究会。……


红楼里毛泽东的身影


  10年前,我曾参观新文化运动的展览。站在北大红楼一层的毛泽东在北大红楼工作处——“新闻纸阅览室”,第一感觉是,这里整洁而简约。桌子、报架、椅子破旧到有些寒酸。百年前的堂堂国立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就是这个样子?

  这里的资深研究员告诉我,毛泽东在红楼办公地点,并非这一处。红楼一层东头的图书馆主任室的外间,也是毛泽东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毛泽东在此帮助李大钊整理材料虽然时间短暂,由于近距离的接触,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特殊的。

  此外,毛泽东在红楼的数个教室听过讲座,开过研讨会……可以说在红楼多处可以寻觅到毛泽东的足迹。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青年毛泽东在这里孜孜不倦阅读的身影。

  1918年8月,酷热的湖南长沙。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带着他们湖南新民学会的十来名青年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同行的这些学子,大部分是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

  说来也很有意思,毛泽东虽然组织了去法国的勤工俭学,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去。为什么他没有去呢?人们有过不少的猜测或者推测,有的说是因为语言问题;有的说因为百元大洋赴法船票问题;还有的说是因为他的母亲在生病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但是在毛泽东的回忆当中,我们看到,他主要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作出这一决定的。他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后来,他和已经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中,也说到了为什么不出去留学的问题。

  他说,如果要想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以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

  这是毛泽东自己的回答。现在分析看,当时的毛泽东,无论是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民族,还是对于他本人,都是留在国内更有利。

  写到这里,闪过我脑海的,是毛泽东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他在灯下撰写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鸿篇巨制。哪一篇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深刻认识分析中国的国情民情?

  北大红楼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一定是十分深刻的。他曾经回忆说:

  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房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在他同学的回忆中,最可笑的是他们外地来的一帮年轻人中,能穿的真正像样的外套只有一件,所以谁出门的时候谁就穿。好几个人轮流穿过……

  毛泽东也曾经说过,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这时,原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伦理课的教师杨昌济,已经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毛泽东是他的得意门生,他把毛泽东推荐介绍给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站在北大红楼面前,听讲解员讲述。李大钊聘毛泽东担任了图书馆的助理员,一个月能拿到的薪水是8块大洋,这在年轻的毛泽东看来,是一笔不小的钱,对于他解决眼前的吃住问题是很大的帮助。

  1918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走进了刚刚建成不久的崭新的国立北京大学的红楼,分明是怯生生地走进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

  面对彬彬有礼且又不失教授风范的李大钊,从湖南韶山走出的农民子弟毛泽东,难免有几分局促。他们究竟是怎么开始谈话的,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但是,这次见面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邂逅。

  毛泽东后来说,他在北大红楼,见到了“真正的老师李大钊”。李大钊也曾经说,毛泽东是“湖南青年学生领袖”(这个说法应该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再次来京时所说)。

  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指导毛泽东接触到了不少图书馆业务,使他有了能够看到各种最新的书刊的机会。在他管理的日报阅览室,有15种中外文的报纸,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很难得的了。这些报纸使得毛泽东眼界大开,接触到了很多在湖南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帮助李大钊整理有关图书馆的资料时,有机会讨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在北大红楼,毛泽东旁听了北京大学一些课程,参加了好几个社团,如哲学研究会,如新闻学会,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接触到了各色人等。如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后来,在陕北的窑洞里,他对斯诺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话。”

  有一次胡适教授在北大红楼讲演,讲演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想提一个问题,当时围在胡适身边有很多的人,所以毛泽东提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胡适的回答。

  毛泽东回忆说:“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

  毛泽东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想起,在毛泽东留下的手稿当中,有上百篇的他用毛笔甚至铅笔为新华社、《解放日报》等报刊写下的新闻稿。他的这些新闻稿,在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用三篇新闻稿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进攻石家庄的阴谋,“三篇雄文退敌兵”。其中的新闻功底可见一斑。

  在这段时期里,因为要组织湖南的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毛泽东还有机会到设在北京长辛店(也就是现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的留法预备班。还到过河北省保定的蠡县等地进行过考察,安排湖南籍准备勤工俭学的同学在那里补习法文等,因此他也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些原来在湖南在长沙很难接触到的一些人和事。

  在北大红楼,在青年毛泽东人生当中还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他在这里重逢并且爱上了恩师的女儿杨开慧。

  这里我们要多说一句,杨昌济先生对于毛泽东来说可以称之为恩师。我们常说“知遇之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的时候,杨昌济先生就非常欣赏这位学生。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之后,给杨先生写信,希望先生能在北京找找出路。在毛泽东没来北京之前,杨昌济先生几次让先期到京的,也是新民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催促毛泽东尽快来京,一是关于商讨赴法勤工俭学的问题,二是杨先生还希望毛泽东能够进北大读书。虽然后来因为学历问题没能够进入北大,杨先生又通过章士钊、蔡元培等人,把毛泽东推荐给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直至后来为了解决这一批湖南留法学生的路费问题,杨昌济先生抱病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毛泽东等拿着这封信,找到章士钊为这批赴海外的学子筹得了2000大洋的旅费。这也就引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每年用稿费向章士钊“还款”2000元人民币,直到章先生逝世的佳话。

  关于这次进北京,毛泽东回忆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毛泽东进入北大红楼后不久,李大钊就介绍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创办的这个学会就是要把思想启蒙和文化事业作为重点,宗旨是:要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他们要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要求所有的会员具备以下信条:第一奋斗,第二实践,第三坚忍,第四俭朴。

  毛泽东加入这个学会以后,积极参加活动。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寒风当中,站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公园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演说时,热情洋溢地告诉人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他喊出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李大钊讲演的听众当中,就有从北大红楼赶来的25岁的毛泽东。

  在李大钊的引领下,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说。毛泽东相继阅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十月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在和斯诺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颇带感情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1919年的严冬,毛泽东再次乘坐火车来到北京,这次和他一路同行顶风冒雪来北京的,是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的公民代表团的成员。

  百年前的“驱张运动”起因是,1918年3月军阀张敬尧到湖南主政后,实施暴政,搞得三湘四水民怨沸腾,湖南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各界自发组成了驱张运动联合代表团。他们赴京请愿,向当时的总理衙门递交湖南人民的请愿书。

  到达北京之后,他们住进了黄城根一个神秘寺院——福佑寺。这个地方神秘而传奇。100年后的今天,还是一个既不纳香客,不接受信众,更不是人们旅游参观的景点。从古至今,此处未遭过任何毁损,也算一个奇迹!

  毛泽东进驻福佑寺的时候,是否知道这是当年康熙大帝躲避天花的地方(甚至和康熙能否顺利登上皇位都有着某种关系)已经无从考证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他一进福佑寺就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他们迅速成立了一个北京通讯社,毛泽东自任社长。他带领编辑撰写揭露湖南军阀张敬尧罪恶的文章和驱张的消息,向全国各大报社发稿。福佑寺的灯光经常亮到黎明。在后配殿,烧香的案子就是他们的桌子,搭起的木板床,就是他们休息的地方。毛泽东起草了《湘人对张敬尧私运鸦片之公愤》《湘人力争矿厂抵押》等犀利的文章,经过北京的《晨报》等报刊发表或者转载后,在全国造成了影响,也让更多的人聚集在了驱张运动的旗帜下。

  1920年1月28日,湖南驱张运动的各界代表,在毛泽东的组织和带领下,顶着寒风,冒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奔向了新华门,向当时的北洋政府国务院递交请愿信,请愿书的题目是《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痛陈了他“督祸湘人,罪大恶极;湘民痛苦,水深火热”的事实。喊出了“张毒不除,湖南无望”,强烈要求张敬尧下台。

  在这里,毛泽东和湖南的学生社团——北京的辅仁学社建立了联系,发动他们参加这次驱张运动,并且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等也是积极参加驱张斗争的积极分子。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和邓中夏,以及辅仁学社在京的成员,赶到南城陶然亭的慈悲庵内,共同商讨怎样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会后他们在山门外那棵大槐树下照了一张相,这也成了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留在北京非常珍贵的影像。

  毛泽东和驱张运动的代表在北京先后进行了7次请愿活动,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驱张运动强大的舆论场。在当时的全国政治军事集团各种力量角力的大背景下,一场实力悬殊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一个强大军阀的对垒,居然实现了成功的逆袭,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张敬尧最终被赶出了湖南。

  驱张运动的成功,使得青年毛泽东跳出了湖南的视野,站在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来思考问题。

  从此开始,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出了第一步。也奠定了他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信仰基础。


远方来客与红楼


  1920年4月初,阴历的早春二月,一个高鼻梁大眼睛的俄国人走进了北大红楼。在朋友的带领下,他们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

  这位远方来客就是当时只有27岁的维经斯基,是俄共(布)派来要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的。辗转到达北京之后,以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身份在北京开展活动。

  当年和他有过广泛接触的罗章龙回忆说,维经斯基确实读了很多关于中国问题的书,交流当中说到中国的义和团,也说到过1911年的同盟会,以及辛亥革命那些领导人的活动等,详细地询问他们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大学学生的情况。他对《新青年》杂志,对新文化运动中的期刊也很有了解。

  李大钊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这位远方的来客。李大钊把他的到来视为一股东风,其间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谈话。这次见面,双方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李大钊安排刚刚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和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青年学生和维经斯基进行了好几次的座谈和讨论。

  在会面中,维经斯基详细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的情况,以及苏俄新政权建立以后他们的一些政策法令。参加会议的人对于十月革命,对于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有了一些更直观的了解。维经斯基启发说,你们也要组建一个像俄共(布)那样的组织。

  李大钊对这些青年人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要扩大,要吸收很多人,事业要求我们这样做。

  谈到建立组织的事,李大钊建议维经斯基前往上海和陈独秀进一步商讨。

  李大钊拿起毛笔,书写了一封信给陈独秀。

  1920年4月下旬,维经斯基到达了上海。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的环龙路老渔阳里 2号邀请陈望道、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沈雁冰等人和维经斯基见面。维经斯基详细介绍了十月革命前后的情况,让上海的这一批知识分子感到耳目一新。

  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等人说,中国现在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它太复杂,这其中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思想界也比较混乱。如果你们没有一个组织,无论是做文章还是说话,也起不了太多的作用,所以这样推动不了中国革命,希望能够尽快地组织起中国共产党来。

  参加这些活动的施存统曾经回忆说,1920年6月的时候,陈独秀、李汉俊等在筹备准备成立共产党……维经斯基到了上海以后就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同社》等杂志,这些社团的负责人,如陈独秀、林汉俊、沈玄庐等,当时他们都是很进步的人士。他们举行了一次座谈……最初参加座谈的人很多,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像沈仲九、刘大白都参加了这个活动。在讨论的时候,维经斯基非常明确主张说要成立共产党。……由于多次的交谈,最初的中国马列主义者也就更加清楚和明了了当时苏俄的情况。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中国要想往前走,应该走俄国人的路。

  维经斯基在上海通过“外国语学社”帮助建立起了中国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外国语学社是和维经斯基一起来华的杨明斋具体组织的。俄语教员是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和杨明斋,日文教员李达,法文教员李汉俊,英文教员袁振英……这个学社从成立到结束也就10个月的时间,但是为我们党培养了一些干部,也造就了一些人才,外国语学社还选派了数十名学生分别赴俄国留学。


红楼定名 名正言顺


  继北大红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在苏联共产党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酝酿成立共产主义组织。8月上旬,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了。陈独秀任书记,成员包括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等 10余人。

  那一段时间里,上海党组织的称谓变了几次。陈独秀认为,党内成员社会成分复杂,有信仰共产主义的,也有无政府主义者,而欧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名称又多为社会党或工党。因此,他考虑中国的党组织应命名为“社会党”。

  几乎是在同一时段,1920年7月,新民学会留法会员在蒙达尼公学召开大会,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进行热烈讨论。蔡和森明确提出“主张组织共产党”,“其主旨和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这是蔡和森第一次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公开宣传他的建党主张,而主持会议的萧子升则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的革命。蒙达尼会议后,蔡和森、萧子升受会议委托,分别将两种意见写信给国内的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

  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长达6000余字的信中,详细地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他明确地提出只有组织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他还指出:这个党必须是高度集中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党的最高机关为中央委员会”“党的方略为多方面的,无论报纸、议院、团体,以及各种运动,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绝不能单独自由行动”。1920年 12月和1921年1月,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中,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

  陈独秀因为党组织正式命名的事,给在北京的张申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我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也就是李大钊)可以谈……

  张申府接到信后,直接到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找到李大钊。李大钊认为,应该叫共产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改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来叫社会党的也正在改称共产党。这也是第三国际的思想。

  于是,李大钊拍板回信,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是在北京、在北大红楼最后确定的,是李大钊同志最后拍板的。也就有了“红楼定名,名正言顺”之说。

  1920年金秋十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成立了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李大钊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其成员之一张国焘回忆说:“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到会的共九人,除李大钊和我外,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我们宣布这一小组的正式成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记录……至于经费问题,李大钊当众宣布,他每月捐出个人薪俸八十元为各项工作之用。”

  然而,工作还没有开展,小组内部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就无法调和了,连一向很温和的李大钊也为之头痛。经过一番讨论,最终无法获得一致。结果,包括黄凌霜、陈德荣、华林等在内的 6 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和气气”集体退出了小组。事实证明,“道不同,不相为谋”,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是无法在一起合作的。在后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提交给党的一大的工作报告里,也谈到了这次分裂:“在去年十月产生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北京共产党小组又只剩下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4个人,于是决定将正在筹备中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分子吸收进来。这样,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缪伯英等很快补充进来,使小组的力量顿时加强了。

  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至此,以李大钊为核心的、由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真正建立了起来。北京党组织的工作从此逐渐走上正轨,各项工作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上海、北京小组相继成立后,全国建党活动很快展开,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东京、法国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开始筹备建立。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新青年》杂志改造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同时创办《共产党》月刊作为党的秘密宣传刊物,发往全国各地进行广泛宣传,为我们建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从1920年的秋天到1921年的春天,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几个受五四运动影响较大,工人比较集中,同时具有一批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城市先后建立起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在赴法勤工俭学中成立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的成员周佛海、施存统到日本去建立了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就这样,全国范围内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一步一步建立起来了。

  1921年7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代表,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共产党的红船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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