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恺:青年写作的可能性--理论评论--中国作家网

[关闭本页] 来源:中国作家网      发布时间:2020-05-28

“许多年以来,维克多·雨果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这是波德莱尔的《对几位同代人的思考》的第一句话,他评价雨果,说他“属于罕见的人物,这种人在文学界比在其他领域尤为罕见,他们从岁月中汲取新的力量,他们由于一种不断重复的奇迹而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强壮,直至坟墓”。大概就是受了这篇文章的影响,我刻意回避周遭,躲开写作的朋辈,近来才意识到,维克多·雨果在“我们”中间也好,不在“我们”中间也好,本就与“我们”无关。可惜意识到这一点太迟,读过的同辈人的作品仅限于零星朋友的零星几部,只能将自己在《天南》发表小说的那段经历作为青年写作的一种样本来剖析。

我2019年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之前,别人介绍我总是很费劲,最后只得说“他是以前《天南》的作者。”并非每个人都知道《天南》,场面常常尴尬,但我心头是欣喜的。我很愿意打上了《天南》的标签,尽管我跟它的交集只有两年。

《天南》创刊是在2011年年初,那前后,短暂地兴起过一阵独立办刊的风潮,我所知道的,有韩寒的《独唱团》、安妮宝贝的《大方》、张悦然的《鲤》、郭敬明的《最小说》、杨黎的《橡皮》、春树的《缪斯超市》,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独唱团》和《大方》,都一前一后地折在了2010年年尾和2011年年初,明面上的原因是“以书代刊”,这既是多数独立杂志在夹缝中的一道生存空间,也是它们的致命之处。《天南》避开了这一点,它借用了广东官方的一本同名刊物的刊号,依托传媒巨头现代传播来运作,无论是当时的媒体,还是主编欧宁,似乎都以为,它会走出一条不同的路,而且会走得更长远。现在看来,《天南》至少做到了第一点,而且只用了一期创刊号就做到了这点,只需扫一眼创刊号的封面,就可以发现它的异质所在,封面用的是一幅摄影作品——一个在恒河畔孤寂地行走的僧人,作者的名字按首字母排序,竖排罗列在了封面左侧,有屡见于传统文学期刊的阿乙、柏桦、李锐、徐则臣,也有刚出版《中国在梁庄》的梁鸿,他们用小说、用诗歌、用非虚构作品,甚至用行动共同呼应着当期的主题:亚细亚故乡。而这个主题的背景是,亚洲各国知识分子正掀起的乡建浪潮。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份杂志努力的方向——打破文学固有的界限。那摆在封面正中间的黄底黑字的刊名,就如同一则宣告:《Chutzpah!天南》。放肆,拽,无所顾忌。

《天南》的异质跟主编欧宁的个人趣味有关,他的主要身份是策展人,杂志的结构就如同一场展览,由“入口”,到“特别策划”,再到“自由组稿”以及“刊中刊”,最后是“出口”,除开文本,《天南》的延伸部分也是独到的,比方第三期的“诗歌地理学”,随杂志一同发布的,还有欧宁拍摄的一组20世纪80年代诗人的口述视频。而我认识这份刊物也源于此。在那组视频中,有一段是诗人郑单衣站在香港的某处露台上,讲他80年代的经历,讲他大学毕业时,穿着一双拖鞋去贵州,结果在那里一留就是十几年,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巧的是,当时我正逢大三实习,托人开了份证明交到学校,然后坐火车去贵阳找正在电台实习的朋友,我就是在他租住的屋子里看到了这段视频,一段青春似若与另一段青春构建起了某种隐晦的联系。我印象中,回到成都后,我就在宽窄巷子的报亭买到了这期杂志,但翻找书柜,却如何都找不出这一期来,能找到的最早一本是第六期的“革命”,兴许是掉了,兴许当时只是在报亭前随意翻了翻。

那会儿,我已经在写小说了,写了一部网络小说,四千块钱卖给了一家电子出版商,没有署名权,去贵阳的旅费就是从这儿来的,也写了几个短篇小说,投给了前文提到的独立出版物,也投给了传统期刊,均无回音。知道《天南》后,我就开始在网上关注它的动态,但只是对心仪刊物的单纯期待,既不敢也不想拿自己的小说去骚扰他们,最初看到第九期“方言之魅”的征稿启事时,我仍是这心态,这则启事给我提供了个灵感,我决定用方言去呈现已经构想好的一个地方故事,写完后,我像之前一样,群发给了我所能搜集到的所有投稿邮箱,当然,除了《天南》。这一次,不知何故,收到了好几位编辑的回复,但都是,不予采用,每每看到这样的回复,我都一边犹豫要不要继续写下去,一边幻想自己是不被人理解的天才。再次在微博上看到《天南》的征稿启事,已是截稿日期将近时,我以为他们一定是没找到合适的稿子,再加上那条微博的末尾提到了李劼人用四川方言写的《死水微澜》,我终于厚起脸皮,把小说发了过去。

小说投过去应该是在2012年的6月底,7月初,我就收到了回复,是当期的执行编辑沙湄发来的,她说,这篇小说得到了编辑部同仁的一致好评,他们非常欣赏它的语言和想象力,决定将它收入即将问世的方言文学专辑。当时我已经回了老家乐山,白天在地方电台当播音员,晚上写小说,那天晚上,我写完小说,拿出手机,看到了一串未接电话,是北京打来的,便料到应该是某个编辑部,赶紧登陆久未查看的邮箱,然后便看到了这封邮件,彼时彼刻的状态记忆犹新,内心是空的,就盯着那串文字,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直到一阵愤怒的敲门声响起。

收到样刊,大概是在2012年8月底,尽管买过好几本《天南》,且在跟沙湄的邮件往复中,已无数次幻想过这期杂志会是什么样,但真掂在手头,它的精致仍是出乎意料的,再看到自己的名字跟骆以军、五条人、野夫一并罗列在封面上,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已是大作家的错觉。跟欧宁联系上,正是在这时候。是他先打过来的,一连打了好几通,我没接,回到家,我用座机给他回拨了过去,他夸奖我,没有尺度地夸奖我,提到了李劼人,还提到了另一些重要的作家的名字,我没打断他,只是听着,他鼓励我继续方言文学的实验,并且还跟我约稿,让我今后的小说都在《天南》上发,最后又邀请我去北京,参加他们的发刊会,我听到了,我父母也听到了,我按了免提。

那场发刊会是在库布里克办的,叫“文学新血”,请了三个在《天南》发表过作品的年轻人去参加,除了我,还有写诗的余幼幼和写小说的孙一圣,我和幼幼同龄,都二十出头,一圣比我俩大一些,也就二十五六,我们都太新了,我刚发表第一篇小说,幼幼刚出了第一本诗集,是那种廉价印刷品,一圣最腼腆,从头到尾,恨不得一句话不说,相对而言,他其实是经验最丰富的,参加过四次高考,在上海当过保安,后来又到北京当了图书编辑,这是我后来才晓得的,当时并没把他当回事,我们谁也不把谁当回事,以至于那场发刊会很快陷入僵局,最后只能让幼幼念了几首诗草草了事,倒也有个好处,我们在崭新的时刻认识,结下的友谊也是锃亮通透的。那趟北京之行,我也第一次见到了欧宁,当时,我和幼幼坐在出租车上,透过车窗看到他,他戴着一顶草帽,穿了双拖鞋,穿着懒懒散散,姿势也懒懒散散,发现是我们,他笑了起来,后来,我看过他年少时的照片,只有那笑容几十年未变。发刊会结束后,我们聚在一起吃了顿饭,在场的人,除了《天南》编辑部成员以及我们三个,还有柴春芽,柴春芽天生一副反骨,由他牵头,我们把中国作家几乎全批了一遍,欧宁说得少,倒是最后话题回到《天南》上,他的话多起来,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是说,他希望把《天南》办成中国的《纽约客》,培养一批固定的作者,形成一股制度外的文学力量。我当然晓得,他的野心绝不止于此。

此后的事,便顺理成章了。因为欧宁的鼓励,我开始了一系列的方言小说的探索,写了一组川南小镇的少年群像,又写了一组地方上的奇事和艳事,其中,包括处女作《阴阳人甲乙卷》以及《如她》《牛象坤》都是在《天南》上发表,而且是接连的几期,渐渐有传统的文学期刊跟我联系。那是2013年了,传统期刊接连开始改版,《作品》推出了一个新栏目叫《浪潮1990》,那应该是第一个以90后为噱头的栏目,第一期是我和李唐的作品,就我所知,这个栏目之后办了很多年,有几十上百个90后在上面初试啼声,而包括《人民文学》在内的别的一些杂志,也纷纷开辟出类似的板块,尽管有吃奶骂娘之嫌,但我还是想说,这纯然是一种烧香拜佛的心态,既无主张也无格局,单单列上一堆名字,以求借这些名字也变得年轻,砸过稿费便心安,不但没有帮到90后,反倒使90后落得个被“催熟”之嫌。彼时,传统期刊在改变,《天南》也在改变,而《天南》的改变实属无奈。那年夏天,欧宁带着一帮朋友来乐山玩,我当向导,我们已经很熟了,我们聊文学,也聊文学之外的八卦和个人打算,那前后,现代传播因为大环境的缘故,收益折损,结果之一便是《天南》由双月刊改成季刊,我没记错的话,《天南》的办公室已从北京搬到了上海,欧宁的跨界身份也使得他俗务繁多,他在担任《天南》的同时,还在践行着一场乡建运动——碧山计划,而上海离碧山更近,显然,他正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那头,《天南》停刊是迟早的事。

果然,改为季刊后,《天南》只出了两期,它气数将尽时,我正攒了一身的力气,试图砸毁目力所及的一切东西。那阵子,我写了个村庄,那里没有历史,没有未来,太阳不再升起,这个小说分成两部分,刊在了《天南》第十五期以及终刊上,如今回头看,整部小说近乎胡言乱语,我写了个属于未来的诗人,他把作品刺在人身上,唯有所有的人皮拼凑到一起,方能见到作品的全貌,我借那个诗人之口说:21世纪的小说是雨果的反义词,必须是福楼拜、屠格涅夫、左拉的反义词,是托马斯·曼的反义词,是马克·吐温的反义词,是D.H.劳伦斯的反义词,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反义词,是昆德拉和村上春树的反义词,必须是萨尔曼·拉什迪和赫塔·米勒的反义词,是沈从文的反义词,必须是鲁迅的反义词,是莫言、阎连科的反义词,必须是高行健的反义词,必须是苏童的反义词,必须是王安忆的反义词,必须是张炜的反义词。如果彼时彼刻,我知道自己后来会写《苔》,我想,我会觍着脸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上去。我只顾着摧毁,并没去想,21世纪的小说或者说新世代文学应该是什么样?

《天南》的终刊或许给出了答案。那一期叫“钻石一代”,取自道格拉斯·卡布兰对1989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人的命名,欧宁在前言里如此描述:有着多面的棱角,拼命吸收和折射着来自不同方向的光芒,在亟待打磨的粗粝外表下内含着赤子之心。这期杂志将世界各地的89后诗人、小说家和艺术家放到同一平面展现,开篇是墨西哥诗人大卫·梅萨的《致未来世代(宣言)》:

我将整首诗抄录于此,正是想说,这便是对“新世代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回答,不必去理会所谓“经典”的论调,亦不必去争论谁是磐石谁是流沙,“新世代”必须始于“宣言”,必须始于“主张”,并由此去构筑,才会有可能性。

2014年年初,欧宁在微博上宣布了《天南》的停刊,他写道:过去三年零十个月,《天南》共出十六期,第十六期推出世界各地的89后作家和诗人,作为终刊号,它把我们对文学的期许寄托于新生代的身上。终点处似乎蕴含着一段新的开始,只可惜,告别是准时的,而新的开始却迟迟未到。五年过去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包括我,迅速借由旧秩序换代的契机,融入了进去,并力图在其间,博得个好位子,做起雨果的梦,做起福克纳的梦,做起莫言的梦,做起阎连科的梦。好在,仍有人坚持,好在,近两年似乎又看到了些不一样的苗头,比方《花城》的“花城关注”,比方《小说界》,比方《思南》,我这个逃兵也暗暗期望,那苗头真能生发出些什么来。

(周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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