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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慧瑜老师应《文艺论坛》杂志“评论百家”栏目之约对批评家刘复生的解读。张慧瑜把刘复生的研究思路和批评领域的形成放在新世纪之交的文化思想氛围和当代几种重要的学术思潮中来观照,并且强调刘复生的文章摆脱了学术文章的繁文缛节,观点直接,少迂回遮掩,文风酣畅淋漓,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批评语言。张慧瑜认为,刘复生始终坚持文学、文化批评的当代性和政治性,使得批评这一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体依然发挥着社会职能。

本文原刊于《文艺论坛》2020年第2期“评论百家”栏目#刘复生专辑#,文章发表时有删改,“文艺批评”(公众号)今日推送为全文原稿。

 

刘复生是我的菏泽老乡,也是北大中文系的师兄。读书时,我们并不熟悉,我再次回北大读博士的时候,他已经毕业工作。后来熟悉起来,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朋友李云雷和何吉贤,复生每次来北京,我们总要聚一下,聊一聊文学、文化的热门话题。和一般文科博士选择留在“北上广”不同,复生走了一条非典型的“青椒养成记“。他先回山东威海工作,后调到海南大学,很快就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不仅成为海南文学领域的学术新星,而且担任海南大学主持中文学科的行政领导,是朋友中少有的“双肩挑”学者。近些年,繁杂的管理事务并没有影响复生的学术研究,他始终保持对当代文学、当代文化敏锐的观察力和批判性思考。尤其是2018年在《小说评论》杂志上连续发表六篇专栏论文,切中时弊地提出了重要的时代问题。可以说,复生始终坚持文学、文化批评的当代性和政治性,使得批评这一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体依然发挥着社会职能。

01

新世纪之交的文化氛围

2001年复生在北大中文系师从洪子诚先生读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读博之前他在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理解复生的批评品格和研究思路离不开新世纪之交的文化思想氛围,我比复生小几岁,也深受这种氛围的影响。现在看来,大概有这样几种学术思潮塑造了我们对文学和时代的理解。

一是,新左派打开了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空间。90年代中期人文社会领域出现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80年代作为新启蒙共识的现代化方案走向分裂。面对90年代更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一批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反思发展主义、现代化、市场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曾经在80年代被放逐的“政治”议题重新进入人文社会领域,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被重提,人们尝试从国家、现代化的角度分析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现代性的挑战;二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展。洪子诚老师是著名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专家,新世纪之交,洪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和启示,不仅把文学史书写、文学机制作为文化、政治建构的产物,而且“当代文学”学科的产生本身也内在于社会主义创造新文化的逻辑。这回应了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问题,也彰显了当代文学学科的政治性和和当代性,“当代”不是当下,而是对”现代“的超越,是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渴望;第三,是文化研究的影响。90年代初期与市场化改革相伴随的是,大众文化的全面兴起,这是一种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后来的革命文化不同的文艺形态,成为支撑90年代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以戴锦华老师为代表的人文学者最先用文化研究、文化工业的理论阐释大众文化所带来的多重社会症候,使得文化研究式的文艺批评成为一种解析大众文化现象的有效工具。

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文化研究出现了三个热点领域,一是,重估50年代到70年代的当代文学历史,摆脱政治史、伤痕史的叙述,把这个时代作为国家依靠自主力量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尝试,这带来对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重新评价以及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解读当代文学经典;二是,反思80年代以来的文学、文艺变革,突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热、先锋小说等与80年代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由批评家李陀的《漫说“纯文学”》引发的关于“纯文学”的争论,以及青年批评家李云雷等对底层文学的关注;三是,对电视剧、流行文化、网络文学的研究,把大众文化作为权力、资本等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这些不同的研究路径,成为复生从事当代文学、文化批评的理论底色和时代语境。我把复生的学术工作大致分成三个问题域,一是对90年代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研究,涉及到“主旋律”小说、“新革命影视剧”、当代历史小说等;二是对80年代的文化意识的反思,涉及到先锋文学、文学批评的研究等;三是对20世纪中国的研究,主要近期的几篇研究华北小农、《创业史》、上海故事的论文。

02

认知主流意识形态

复生的研究工作从“主旋律”小说开始,这是他博士论文的题目。选择这个题目和他曾在山东电影电视制作中心从事“主旋律”影视剧的策划有关,更重要的是,“主旋律”小说是分析80年代以来国家(体制)与资本(市场)力量对抗与共谋的场域。

“主旋律”最早出现电影领域,80年代末期为了回应娱乐片的挑战,国家出资拍摄革命历史电影来弘扬红色和主流价值观,如《开国大典》、《大决战》系列等。“主旋律”小说在文学领域很少被关注,复生把影视领域的“主旋律”移植到文学领域,来描述那些表现主流价值观并获得国家或市场认可的文学作品。在复生看来,主旋律并不是固定的,而是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宣传与文化市场矛盾、协商的空间,是国家意识形态征用新的文学、文化资源,整合“纯文学”、大众文化的经验,形成的一种动态的、与时俱进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复生借用戴锦华老师的”浮桥“概念,来描述主旋律作为意识形态中介的文化意义。

在《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复生用“保持微妙的平衡”来形容“主旋律”的状态,既要维护“旧有的社会主义理想与价值观的神圣性”,又要“在新的市场社会中”做出调整和转化。“主旋律”的功能在于“完成一次高难度的对接”,在于“创造性地建立一种表意机制,力求能在二者之间自由转换,使它们互相支撑而不是互相解构”[1],所以,“主旋律”是“一座架设于旧有的意识形态与新意识形态之间的桥梁”[2],有时候“不露痕迹”,有时候“起伏不定”。这其实说出了80年代以来主流价值观的基本困境,也呈现了互为表里的历史逻辑的延续与断裂,并且在不同的时期,“主旋律”始终处于灵活调整和注入新的内涵的状态。复生分析了四种最重要的“主旋律”小说的类型,分别是新乡土小说、新改革小说、“反腐败”小说和军事文学。这些小说与50年代到7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有关,也与80年代的文学话语有关,还借鉴通俗文学、类型文学的叙事手法。

在我看来,借助“主旋律”研究,复生回应了几种理解改革开放历史的既有框架,其一是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国家往往被看出是非市场的、干预市场的角色,而更切合的历史经验是国家与市场处于“共谋”状态,市场是国家强力推动的改革政策,国家也借助市场完成“脱胎换骨”,“主旋律”小说正是这种国家价值与市场理念杂糅的产物;其二是把国家、体制作为一成不变的状态,误以为政治、宣传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灌输,而从“主旋律”的视角看,主流价值已经发生了剧烈的转型。如果说80年代主流价值处于失效的状态,那么90年代以来主流价值采用多种手段,试图变成新的文化共识;其三,在新时期的视野中,一般把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作为历史的断裂,把9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历史连续的过程,复生则特别呈现了一种“世纪之交”的文化意识。从现在的眼光看,“世纪之交”也是一种历史的断裂点,是中国从“分享艰难”到“经济崛起”的转折处,“主旋律”小说的流行及影视剧的热播实现了国家宣传与市场收益的结合,这本身就是新世纪之初最重要的文化景观,是一种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出现的更强有力的历史整合。

从“主旋律”小说的研究开始,复生对新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对电视剧《亮剑》、对兰晓龙电视剧、对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以及对当代历史小说中的帝王形象的研究等,都延续了这种对主流文化重构的关注。近些年,复生借助海南大学的学术平台组织了关于“全球文化视野中的电视剧”(2014年)、“刘慈欣科幻小说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2016年)的学术讨论会,也推动了热播电视剧、科幻小说与新的中国经验的认识。

03

反思80年代的文化意识

2009年上海大学召开“中国当代文学6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上,复生提交了一篇引发争议的论文《先锋小说:改革历史的神秘化》,显示了一种要把先锋小说从80年代的文化神坛上“拉下马”的勇气。

先锋小说运动虽然在当代文学上只活跃了三、四年的时间,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锋小说家成为新时期以来的代表性作家,先锋小说的文学标准和趣味也成为“纯文学”的典范,对90年代以来的作家产生了支配性影响。复生则把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作为一种改革开放时代的典型意识形态,是用文学的方式表征当时主流文化对启蒙主义和现代化的暧昧态度。与先锋小说的文学源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激烈地反现代、批判现代不同,中国的先锋小说带有“中国特色”。正如这篇文章中所指出先锋文学“呈现出自相矛盾的性格: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或意识形态的拒绝,另一方面也含有对新时期以来现代化或新启蒙主义宏大叙述的本能反抗”[3]。也就是说,先锋文学是非历史化、非真实化的文学嗔语,是“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心神不定”和“犹豫姿态”。

更为有趣的是,复生把对先锋文学的文学批评也纳入讨论,认为这种把先锋小说阐释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也加入到先锋小说话语的“皇帝的新衣”的游戏中。这种把先锋小说的神圣化恰好提供了一种在90年代市场化时代文学的位置,先锋式的形式感成为一种“纯文学”的文化资本。先锋小说运动的落幕也预示着多重历史的终结。一是,80年代的终结,这种文学与时代的呼应关系在七八十年代的文化转折以及80年代的改革共识中都扮演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文学不是文学,文学是改革、思想交锋的场域;二是,革命文学的终结,先锋文学的语言实验和形式化叙事取消了语言、文学与现实参照物的关系,彻底颠覆了现实主义文化的叙述规范;三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也面临终结,作为一种负载着新价值、新思想的文学形态,先锋文学是新文学的极至状态,也是对新文学的消解。因此,90年代的大众文化、商业文化成为一种更有效地与市场体制相伴相生的文艺形态,承担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职能。

04

理解当下与20世纪中国

2018年复生应邀在《小说评论》开设专栏,总标题是“历史与形式”,六期发表了六篇长文。我是从微信中陆续读到这些文章的,在一次与云雷的小聚中,我说复生的这几篇文章写得真漂亮,云雷依旧笑而不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组系列文章摆脱了学术文章的繁文缛节,写的酣畅淋漓,甚至很少使用注释,变成了一种真正自由的批评语言,观点直接亮出来,少了迂回和遮掩,也显示了复生的批评自信。不仅如此,我感觉这组文章想借文学谈一些更大的问题,能看出复生写作背后的文化野心,这就是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经验的重新思考。我想复生用六篇文章讲述了三种20世纪的中国故事。

第一个是当下中国的故事。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现代、当代和20世纪都已经被一种更大的历史逻辑所回收,也就是近些年比较流行的“文明中国论”。如果说80年代的“20世纪中国文学”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结合起来,用现代文学来统摄当代文学,那么新的“文明中国论”则把20世纪中国文学与古代文学“对接”起来,弥合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断裂,用古代、古典中国来融化20世纪中国的异质性。在《从“新权威主义”到“文明的冲突”——当代历史小说的帝王形象谱系》和《一个国家的诞生——〈大秦帝国〉到底要讲什么?》中,复生解读了当代历史小说中所体现的从“新权威主义”转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化机制,以及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所试图完成的意识形态“穿越”术。这种中国的古典化、文明化的自我想象,使得这些历史小说成为最具当下性的文化实践。

第二个是革命中国的故事。在“文明中国论”背景下,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经验变得格外重要。《必须保卫社会——华北小农的命运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和《此情可待成追忆——〈创业史〉与自由人的联合体》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命题。首先,华北和华北小农被复生抽离出来作为中国革命叙事的“原型”,这种北方农村革命经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舞台;其次,革命的目的不是摧毁“社会”,而是以农民为代表的革命主体重建、重组社会秩序,个人与大的共同体的关系是带有尊严政治和德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再者,当然,复生也借《创业史》指出这种1953年的社会主义理想所遭遇到的阻力和历史困境。这种对40年代到70年代文学与革命实践的分析,重新阐释了革命逻辑、民间伦理与新社会构建之间的复杂关系。

第三个是关于上海的故事。上海故事是80年代以来反思革命文化、书写城市现代性的特殊空间,通过上海怀旧,搭建了一座联通90年代经济起飞的上海、30年代的夜上海、60年代的香港故事和民国范记忆的文化桥梁。在《1960年代是如何走向1980年代的?——由王安忆〈启蒙时代〉谈起》和《一曲长恨,繁花落尽——“上海故事”的前世今生》中,复生重新解读了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和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指出他们与一般的上海怀旧的差异,尤其是梳理了《启蒙时代》的启蒙(革命)逻辑与80年代的新启蒙诉求之间的隐密关系,以及《繁花》中所呈现的“市民社会”的危机。这背后不仅涉及到革命与现代的纠缠,也与“上海摩登”的殖民性和半殖民性经验有关。

如果说上海故事背后是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那么复生的六篇文章处理的就是革命中国、现代中国与当下中国的大问题,它们之间看似平行、处于不同的文化宇宙中,但其实隐藏着很多彼此呼应的辩证关系。我想,好的批评文章,能够提供打开历史解读的空间,提供对未来问题的洞察。我觉得复生就是一位好的批评者,从不拖泥带水,有态度,有好恶!

本文原刊于《文艺论坛》2020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 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1页。

[2] 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1页。

[3] 刘复生:《思想的余烬》,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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