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当下的文学关系正经历着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新体验、新感受,因而 ,彰显自我成为青年作家写作的原动力。在变动的文学关系下,一批年轻作家将文学理想诉诸笔端,创办新锐文学期刊,打开了文学产业化经营的新思路。在文学日益衰微、浅阅读盛行的当下,新锐文学期刊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文学阅读市场的颓势。正视新锐文学期刊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表现出的生命力,对这一文化现象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系统的梳理,并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反思上做出努力,正是本文的主旨。一方面,从与传统文学期刊的比较和当下文学生态的把握中对新锐文学期刊做出整体性的文化价值判断,挖掘其新锐性;另一方面,反思新锐文学期刊存在的问题,探寻如何再出发以及需突破的困境。与传统的文学期刊相比,新锐文学期刊在多媒介融合、文化资本整合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势头,挖掘新锐作家、将文学期刊与文化产业对接、提供更为开放的文学阅读 APP,这些都是新锐文学期刊的价值所在。以《读库》《鲤》为代表的新锐文学期刊在办刊理念、文学品质、文学趣味的选择上显示了新锐文学期刊的新锐性,而书刊界限的模糊、文化资本的侵袭、文学的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这些都成为新锐文学期刊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一、从与传统文学期刊的比较中看新锐文学期刊的价值

传统文学期刊在对待新媒体的态度上,采取质疑、对抗、妥协与合作,但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导致其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较慢,正如研究者所言:“目前文学期刊也开始了数字化的尝试,但由于经营理念落后以及资金和技术等原因,大多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免费发布信息,营销的意味更大一些,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面对全媒体时代的数字化困境,文学期刊需要从被动迎合数字化,转变成主动投入媒介融合的洪流之中冷静应对。” [1]的确如此,进入互联网 时代,新媒体、自媒体蓬勃兴起,传统文学期刊如果仍然“装聋作哑”不愿涉足,必然会面临刊物销量下滑甚至难以为继的问题。因而,全媒体时代传统文学期刊的变革是必然的。

这种变革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对新锐作家的有限接纳。2009年《人民文学》推出新锐专号,收录郭敬明的长篇小说《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节选)、吕魁的《莫塔》、王甜的《集训》和马小淘的《春夕》等“80后”作家的作品,使得当期的发行量剧增。2010年 11月由《人民文学》主办、青春文学领军人物郭敬明发起的第二届“THE NEXT·文学之星”新人选拔赛,彰显出传统与新锐彼此收编、彼此借势的一面。青年作家通过在传统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借助其话语权提升自身的文学价值,传统文学期刊亦急需青年作家的市场影响力和号召力体现与时俱进的文学方针和对文学新锐的有限接纳。《人民文学》作为老牌文学期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因而传统文学期刊与新锐文学期刊相互借势,不仅真实地记录着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也共同书写这个时代的文学强音。其二是强化传统文学期刊的办刊风格,这一点可以《钟山》为例。《钟山》是江苏省内权威的文学双月刊,凝聚了江苏文坛的主要力量,成为江苏作家和文学青年的一方根据地。《钟山》以“展示最新最优秀的文学成果,做最好的汉语文学杂志”为办刊宗旨,发表了大量具有先锋气质的作品,文学界曾把《钟山》列为大陆最有影响的先锋文学刊物。为了获得品牌效应,《钟山》在坚守中革新,1989年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1994年与《文艺争鸣》合作为“新状态文学”摇旗呐喊,1998年组织了全国首次“新生代小说家研讨会”、“新生代作家笔会”,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在对待新人新作上,以每期不少于 30%的版面为当时的大批青年作家叶弥、戴来、陈应松、鲁敏、晓航等搭建文学平台,恰如编者所言:“《钟山》从不以年龄划分作家,与其说我们关心青年作家,不如说我们是想在年轻的作家中寻找声气相投者。我们更关心年轻作家的价值立场和精神取向。” [2]

以 2018年第 5期为例,设置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与诗人、钟山记忆、栏杆拍遍、太平天国笔札、泥丸小记、繁荒录、晴窗溪云、我的词条、专题(文学:我的主张)十个栏目,强调栏目设置的问题意识,倡导创作与批评的平等对话,呈现了当下文学现场的鲜活性。《钟山》虽没有《十月》《上海文学》的地缘优势,但它在办刊实践中的探索与求变展示了传统文学期刊在面对混杂的市场法则时对文学理想的坚守,恰如孟繁华先生在《钟山》创刊40年座谈会所言,其办刊经验尤其体现了它作为“文学实验场”的不俗品格。作为一份在传统的出版媒介环境下创立的文学期刊,《钟山》以其先锋色彩、邀约名家新作,将地缘劣势转为优势。

与传统文学期刊相比,新锐文学期刊的价值一方面是与传统文学期刊共同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学的出版生态与文学现场。如果说,传统文学期刊的文学出版和发行所涵盖的是邮局订阅这一主要渠道,那么新锐文学期刊更多地是积极利用自身的期刊定位与品牌优势抢滩传统纸媒出版之外的网络、自媒体、电子产品、在线期刊等新兴市场,这无疑使得新锐文学期刊在出版形态上更为灵活和自由,当然也面临着出版的稳定性、持久性的考验。与传统文学期刊的自然来稿加编辑约稿、组稿的作品发表模式不同,新锐文学期刊在作品发表与出版途径上也相对灵活。比如长篇作品往往以图书的形式出版,而不是通过新锐文学期刊的连载。而在期刊栏目设置上新锐文学期刊挣脱了传统文学期刊按照题材分类的桎梏,不再囿于传统文学期刊小说、散文、诗歌等文类的划分形式,栏目设置带有更多的图文性、直观性。卷首语更是新锐文学期刊每期的主打招牌,因为卷首语通常由主编撰写,对于期刊读者而言,打开新锐文学期刊则更像是一种期待和惊喜。在新锐文学期刊的目录上则会醒目标记作者的身份,如青年作家、大学教师、学生、记者、白领、酒店服务员等,取消了写作的职业门槛,号召更多潜在的文学青年关注文学,从而发掘更多的文学新面孔。可以说,新锐文学期刊作为一个更为活跃和更为自由的文学发表平台,架起了作者与读者间的桥梁,培育和走出了大批新作者,为暮气沉沉的文坛注入了鲜活血液。例如从《最小说》举办的“THE NEXT文学之星”写作大赛中脱颖而出的落落、七堇年、安东尼、萧凯茵等,现在已成为当之无愧的畅销书作家,拥有众多“粉丝”,也让郭敬明的《最小说》成为名副其实的“作家摇篮”。

在今天,“媒介的生产与消费的边界已经被拓宽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幅度上,或者说,新媒体的内容已经具体消除了生产与消费边界的无限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文学期刊的生产与消费,也在这一新的文化环境下接受挑战。如果说,在旧媒体时代,文学期刊读者的阅读视野只是建立在纵向即历时性的作品作者的旧作与新作的对比上,编辑只需关注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阅读走向,就基本上能把握住编辑的核心,那么,在新媒体环境下,作者与读者则完全被置于一个没有边界的比照中,在一个完全敞开的空间里,建立起创作与阅读的联系,这就要求文学期刊的编辑的视角也必须随着这种开放性而有所调整”[3]。不可否认的是,传统文学期刊编辑的文学趣味与阅读习惯往往与在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读者间存在着鸿沟,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传统文学期刊与青年读者的隔膜。而新锐文学期刊则主动选择这些新的文学场域,开辟新路,专为青年读者量身定制,选择贴近他们生活的青春校园故事和成长经历,从而使读者产生一种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新锐文学期刊填补了传统文学期刊没有关注到的空白地带,成功打开了青年读者的阅读市场,补充了现有的文学期刊版图。

另一方面,与传统文学期刊相比,从期刊的经济效益与文化产业经营角度来看,新锐文学期刊无疑是成功的。从创办各自的文学期刊、发掘新人新作,到运作自己的文化品牌,新锐作家参与到文化产业的各个环节。和以往从传统文学期刊中走出的作家不同,郭敬明、韩寒等青年作家确实展现出他们卓越的商业才能,积极配合出版商的商业运作和包装,抓住一切机会来推销自己的文学作品。而通过组建文学团队来经营新锐文学期刊,在实践中将手工作坊式的文学期刊生产模式变成了现代化流水线式的规模生产。青年作家借助各自影响力推出文学期刊,再以文学期刊为平台吸引更多的读者和才华横溢的新作者加入,从而挖掘文学新秀,培育忠实读者群,最后发行新人作家的文学作品单行本并贩卖相关的文学衍生品,如文具、T 恤等。

可以说新锐文学期刊已成为一种文化品牌符号,形成了一条“明星作家—创办新锐文学期刊—推出新作者—出版新作者单行本”的完整产业链。由韩寒监制、《独唱团》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文学阅读 APP《ONE·一个》,凭借“复杂世界里一个就够了”的文学理念,2012 年 6 月上线即获巨大成功。2016 年 3 月《ONE·一个》迎来上线以来最大的改变,从单一传授变为交互反馈。增加日记功能,用户可以随时记录当下并分享出去。开通有声阅读,让文字本身更好地与用户产生共鸣。新增音乐版块,着重发掘音乐背后的故事与情感,与听者产生美妙的邂逅。开通目前最残酷的电影评分系统,引入负分制度,摒弃水军刷榜,破除人云亦云的平庸,分数和影评就是最好的评审。在文学产业化的趋势下,新锐文学期刊不断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参与市场的优胜劣汰,为当代文学出版与期刊运营开辟出一条极具特色的道路。

二、新锐文学期刊的新锐性——以《读库》《鲤》为例

纵观当下新锐文学期刊现场,《读库》和《鲤》是极具代表性的两份刊物。《读库》已创办 12 年,《鲤》也走过了 10 年的路程,它们的出现和发展代表了新锐文学期刊的中坚力量,并以其不俗的期刊品质和强烈的办刊风格凸显出新锐文学期刊在办刊理念、文学品质上的新锐性。

《读库》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双月刊,刊载篇幅为 1 万—5 万字的历史、文化类非虚构文章。《读库》从试刊号“0600”一直延续到最新的“1804”,每一本都销量不错。主编张立宪是《读库》唯一的专职编辑,编辑方针是“摆事实不讲道理”,奉行“三有三不”原则,即:有趣、有料、有种和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注重将趣味性融入文学作品中,通过畅达的语言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和深度思考,在产品设计、市场定位、内容选择上都贯穿了主编的精英意图。从组稿、编稿,到纸张、开本、版式、装帧设计、调色、印制和装订,张立宪对书籍质量近乎洁癖的苛求保证了《读库》的高水准。

《读库》自始至终不迎合市场,但及时接受读者的反馈,使得《读库》不偏离读者的关注点,保持着良好的销量。例如子品牌《读小库》的创立是针对儿童绘本这一图书市场,推出具有原创性的高质量童书,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此外,为了给爱书之人以增值回馈,张立宪在每本《读库》扉页都设置了藏书票,还通过赠送明信片、手写信封标签等方式增强期刊附加值。在阅读愈发功利化、快餐化的今天,《读库》不走寻常路,将目标定位于“可以留存下来的文字”,旨在成为“留存这个时代忠实的记录者、悲壮的消失者和坚持者”。

2010 年 1 月,历时 4 年,由 13 位摄影师参与、数十位作家撰文的《衣张火丁》出版,张立宪从 6 万多张照片中挑选出近千张编印成册,标价 660 块一套的书已卖出近 2000 套,正是用心做事的态度发展了《读库》的大批读者。张立宪曾在博客上全程直播《读库》的生产过程,与读者分享做书的快乐与挑战。成书后,他会第一时间发布目录和重点推荐篇目。近期《读库(1804)》包含八篇文章:马伯庸《嘉靖律政风云》、周翠《认同与自由》、嘉薇《重绘〈伤痕〉》、李斌编绘《伤痕》、李正龙口述/叶小果记录《流浪广州》、张超与孙媛媛撰文 /晨沙钢笔手绘《失落的天文台》、孙玉祥《私人文学史(续二)》、汪诘《比疯狂还疯狂的想象》。其内容涵盖文学、历史、艺术等不同领域,既有深刻厚重之文,也有贴近生活之作。卷首配以老树绘制的插画,增加了刊物的图文传播性。《读库》的存在不仅为新锐文学期刊提示了最佳的范本,也以其选题的人文深度、编辑的理想情怀、期刊运营的不断探索与调整为传统文学期刊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参照。

2008年 6月,“80后”女作家张悦然创办了《鲤》系列杂志书,开创了主题书的先河。与其他新锐文学期刊不同的是,《鲤》从一开始在办刊定位、文学趣味上就带有主编张悦然强烈的个人色彩。《鲤》最初采用约稿形式,由主编敲定主题后,向合适的作者约稿,一直到第十期《鲤 ·来不及》才首次刊登征稿启事。书系最初的选题——

“孤独”、“嫉妒”、“谎言”、“逃避”、“暧昧”等都显得相当情绪化。2014年《鲤》开启了改版模式,杂志书的主题转变为“一间不属于自己的房间”和“不上班的理想生活”,将目光投向都市租房族和自由职业者,杂志书的主题开始贴近都市青年的生活选择和样貌。《鲤·一间不属于自己的房间》采访了 13位身处不属于自己的房间的人。主编张悦然说:“关于房子,我们听过太多沉重的故事,看过太多人所表达的失望。然而在这些年轻的创作者的身上,我们感觉到一种心平气和的东西。在他们那间拥有短暂所有权的房间里,我们找到了爱和新鲜的空气,还有很多不能不听的有趣故事。”[4]《鲤.不上班的理想生活》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全景式展现不上班的理想生活:韩寒专访《做自己想做的事,如自己所愿地生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细说《我是如何遇见我丈夫的》,畅销书作者张晓晗讲述闺蜜的《纸婚》故事,日本治愈系女王江国香织带来《西瓜的香气》。

与从前《鲤》的主题相比,2014年改版后的《鲤》有更强烈的社会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尽管“从第一期开始,《鲤》就坚持的是每期一个主题,从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文学对话、小说随笔等方面展开讨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孤独’、‘嫉妒’、‘谎言’这些偏内向、重情绪情感的主题,到后来的‘偶像’、‘荷尔蒙’等更具社会性的主题,都是走的形而上的文艺路线。这次《鲤》做出更社会化、更接地气的改变后,读者的争议也紧随而至——《鲤》是不是也开始妥协了?对此,张悦然解释,‘其实,一直以来《鲤》的选稿,都是以编辑部的文学标准为标准的。但随着我们的个人成长,我们的文学标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也在《鲤》中有所体现。’虽未直接回应是否是妥协,但张悦然说,最近这次改版,主题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是着眼于活力。我们希望它的‘社会性’和‘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有关’能够带来活力。一本文学主题书,有时候文学性、自身坚持的审美和趣味会使它的路越来越狭窄”[5]。的确,固守只会让路更狭窄。随着“80后”作家身上青春文学标签的逐渐淡化,如何向更具社会性、更具书写难度的写作空间迈进是目前“80后”作家面临的写作瓶颈。

从张悦然对《鲤》主题的思考和改变上不难看出,衡量文学的审美尺度和思想深度在当下往往呈现两个问题,其一是无限向内的精神探寻,其二是无限向外的现实描摹,不论是向内还是向外,作家所能做的仍是坚持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同步性。就《鲤》书系而言,它从相对偏狭的主题逐渐转变成中性的、群体化的综合性主题,这说明主编也意识到了《鲤》在主题选择上拓展的必然性。过于封闭的自我书写难以获得更广阔的认同,一本文学主题书,如若一味沉溺于自我情绪的赏玩,就会变成一潭死水,而每代人都有自己历史和生活的书写者,要想成为最佳书写者,必须尽可能摈弃一己的情绪化小天地。正如张悦然在访谈中所言:“作为一个文学杂志,最重要的是,它倡导的是什么。好的文学杂志有非常独特的气质,能够成为引领文学阅读的风向标。《鲤》与传统期刊的主要不同,在于不同的文学标准的选择,建构方式的不同……我们有一群文学的‘鲤’在力争上游,跳过时代的门……在这样一个时局里,我希望坚持自己的标准。不迎合一时的市场之快,不违背文学的个性,只有尊重了个别的志趣,杂志才能做好,才能有同好,才能等来心心相印的读者。” [6]主编张悦然对《鲤》寄予了自己的文学理想。而如何以文学理想与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相互打量,如何处理文学与市场的复杂关系,是跳过时代的窄门进入更广阔的文学空间,还是被资本的市场淹没而搁浅在时代的洪流中,这成为历经十多年发展的新锐文学期刊面临的问题和需突破的困境。

三、如何再出发:新锐文学期刊存在的问题

如果说传统文学期刊在自身的发展和突破中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如何应对文化语境的时代转型,即,“代表主流价值观的纯文学期刊已经不再是发表文学作品的唯一园地,而且从传播效应来说,甚至远不是最好的园地。虽然文学期刊一直维护着文学的正统,掌握着制定专业标准的权力(评职称、评奖等),但因刊号资源的极度紧缺,发表作品非常困难,周期也很漫长……不仅传统的阅读方式、发表方式日益受到泛娱乐化、互联网信息膨胀和数字阅读的挤压,传统的文学趣味也受到了挑战,纯文学的小众化趋势愈加明显。凡此种种,都是造成文学期刊销售量持续急速下滑的原因。而另一方面,稿费和印制成本却不断提升,使得原创文学期刊,已经很难靠刊物销售维持生存”[7],那么,书刊界限模糊使文学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主编主观意识的过度介入,过分吹捧小众浅层次的文化趣味,以至社会问题意识的缺失,跨界尝试的浮夸与炒作,这些都是新锐文学期刊在其发展中面临的深层难题。

据 2010年 8月9日发布的《关于重申不得以书号出刊规定的通知》:中国标准书号是为出版单位出版图书提供可在国际上流通的唯一标识。出版单位必须正确使用中国标准书号。涉及无限期连续出版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连续出版物,如报纸、期刊,不得使用中国标准书号。图书出版单位不得以中国标准书号出版期刊;不得以出版丛书等名义或其他形式变相出刊。这说明在我国现行的图书出版管理体制之下,书号和刊号是图书与期刊在出版发行中的身份证,而新锐文学期刊中的“杂志书”这一出版形式多是以书代刊。显然,这在书号和刊号的使用上并没有合法化,打政策的擦边球这就很难保证发行的稳定性。安妮宝贝主编的《大方》与韩寒主编的《独唱团》都因为尴尬的身份而遭受停刊的命运。

又据1998年 12月 2日实施的《关于加强书号总量宏观调控的通知》:新闻出版署依据新闻出版业总体发展目标和出版社每年报送的有关材料,在综合研究当年选题计划、上年度出书结构、出书质量及图书供求总量的基础上,于每年 l—3月核定全年书号总量。对于书号总量的国家调控是目前国内出版界的基本规则,国家管控下书号成为衡量出版社层级的重要标准,出版社每年能够获得的书号是有限的,要想增加书号数量必须提前进行选题的申报和市场预期。然而一些新锐文学期刊因为采用“杂志书”这一出版形式而面临着自身身份合法性的拷问。“杂志书”拥有图书的厚度、杂志的深度,本是一种取长补短的创新模式,是介于图书与期刊之间的一种出版形态,然而这种所谓“畸形”的中间化产物,在现有的出版体制下有着明显的先天不足性,缺少合法的身份认可,更难做出有效的市场预期。

一方面,书刊界限的模糊给出版社在申报选题上造成了困难。另一方面,限制民营出版商进入出版体系的规定也使很多更有市场潜力与发展前景的出版理念无法落实,类似于“杂志书”这种新的出版形态其生存与发展之路也必然更为曲折。除去占据一定市场拥有量的知名杂志书《鲤》《单向街》,大多杂志书出版时间并不固定,品牌的延续性有待加强,难以培养固定的读者群。例如由作家谈笑静(扎西拉姆·多多)主编的杂志书《我们》在发行四期后,迟迟不出刊。这就容易流失读者群,更有可能对出版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有些杂志书受制于内容品质缺乏深度,往往因为栏目众多、作者风格不一,导致文学品质参差不齐,内容碎片化严重,走上了一条“两不沾”的发展之路。可以说,“杂志书”未来的生存并不乐观。

更有些新锐文学期刊只是盲目跟风追逐商业利润的产物。如饶雪漫主编的《漫女生》和九夜茴的《私》等,内容贫瘠空洞、肤浅单薄,缺乏创意和特色,有形式大于内容之嫌。新锐文学期刊自创刊起就因商业烙印面临着巨大的争议,重发行量而轻内容,选题面太过狭窄,千篇一律的校园青春故事,消磨掉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当文学作品反映的生活体验太过肤浅,难以支撑起读者丰富的阅读体验,因而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更谈不上对人生的思考时,这样的文学期刊也不可能获得更为长远的关注。青年作家在写作上往往以个人经历为创作动机,用华丽空洞的辞藻来掩盖内在文学精神的匮乏,其写作视域还局限在自我封闭的小圈子中,缺乏更为广阔的社会阅历,对社会的关注少,因此缺乏经典文学作品中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尽管也有一些青年作家在试图扭转责任感的缺失所带来文学作品单薄和自我重复的问题,但就目前整体的写作趋势而言,这种努力还远远不够。

不能否认的是,目前文学市场上有影响力的单篇文学作品大多是在传统文学期刊上首发,这是新锐文学期刊无法突破的一大困境。例如《人民文学》自 2010年开始,开设了“非虚构写作”专栏,已刊载梁鸿《中国在梁庄》、乔叶《拆楼记》《盖楼记》、阿乙《模范青年》、王手《温州小店生意经》等作品,兼有纪实文学与虚构小说的文体特质与审美风格,凭借自身强大的影响力,短短几年体现了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而新锐文学期刊欠缺这种影响力,如果说,发掘新人新作是新锐文学期刊的一大优势,那么,随着青年作家文学写作周期的延长,如何以更为深远的文学影响力获得更多的认同和关注,不仅是他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新锐文学期刊在文学殿堂中获取更多话语权的前提。

结语

西方的文学期刊研究者哈里特·格林在《文学作为一种网络:文学杂志中的创意写作学》一文中提出:“文学出版领域向更为开放式的获取数字期刊的方向迈进,这将对文学创意写作与文学出版物产生巨大影响。例如,研究者在对 Blackbird和 Cortland Review这两份数字期刊的在线调查与数据统计中发现,录音功能、视频文章和其他媒介形式鲜明的写作文体都使得这些期刊展现出传统书写介质不可能传达的特点。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涉及不同媒介种类的文学作品,探索以多种媒体形式为载体的文学创意写作在数字出版物和学术出版领域产生的影响。” [8]从媒介融合的视角来看,多介质媒介写作时代已然到来,无论是在与传统文学期刊的比较中显现的新锐之气,还是在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中需突破的困境,在当下文学期刊的版图上,新锐文学期刊不容忽视。

 

注释:

[1]张锦华:《全媒体时代文学期刊的应对之策》,《新闻爱好者》2015年第 6期。

[2]王彦山:《文学:我们的主张——实诚人的手艺》,《钟山》2015年第 1期。

[3]林芝:《浅论新媒体环境下文学期刊编辑的视角调整》,《东南传播》2017年第 9期。

[4]张悦然:《卷首语》,《鲤 .一间不属于自己的房间》2014年第 16期。

[5]裘晋奕:《文学期刊〈鲤〉迎来最大改版》,《重庆晨报》2014年 8月 10日。

[6]盛韵、石剑峰:《张悦然谈80后作家办刊》,《东方早报》2011年 2月 13日。

[7]朱燕玲:《新媒体时代纯文学期刊转型探索——以〈花城〉杂志为例》,《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 4期。

[8]哈里特·格林:《文学作为一种网络:文学杂志中的创意写作学》,《图书馆与学院》2014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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