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批评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困境

[关闭本页] 来源:      作者:赵勇 发布时间:2009-03-30

赵勇
    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文艺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近年出版的著作有《透视大众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审美阅读与批评》(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当代中西审美文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合著),《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合著),《会诊〈百家讲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合著)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在《文艺报》、《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等报纸发表学术短论、随笔、时评百余篇。曾获《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2007年度优秀论文奖等,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学院批评又称“学院派批评”或“学院式批评”,按照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的划分,学院批评可看作是以大学教授为批评主体的“职业的批评”。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说法,学院批评很可能是王宁在1990年首先提出并加以论证的。 这就意味着从获得命名到既成事实,学院批评已经过差不多20年的发展历程。时至今日,我们固然可以说学院批评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却也不得不承认,学院批评也隐含着不少问题,面临着诸多困境。笔者身在学院之中,对其中的问题体会也就更深一些。故以下所论,虽言及他人,其实也包含着某种自我反思。

    要想说清楚学院批评现在存在的问题,回到学院批评的发轫期也许是必要的,因为现在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长期积累之后的一种并发症。
    如果从文学批评发展的逻辑链条上看,学院批评应该是对1980年代印象主义批评的一种反驳,这从一开始对它的定位中便可见出分晓。王宁指出:学院批评“与直觉、印象式批评有着本质区别,它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学鉴赏或文化批评。学院派并不是一个有着完全一致的理论背景或美学观点的批评流派,而是代表了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的多元格局中的一种倾向或一种风尚。它应当同直觉印象式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一起,形成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三足鼎立’之格局。”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学院批评虽然有与直觉印象式批评分庭抗礼之意味,却也试图从直觉印象式批评中汲取某种精神。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王宁在强调学院批评学术传统的同时,还特意要让学院批评具有“对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强烈的干预和参与意识”。事实上,这既是直觉印象式批评的精神之一,也是80年代流风遗韵的一种体现。
    这就不能不谈到1980年代。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界的一件大事是有了所谓的“第五代批评家”的崛起。从1986年在海南召开、以“我的批评观”为中心议题的“全国青年文学评论家文学评论研讨会”中获悉,“第五代批评家”乃思想活跃、年轻有为之士(大都30岁左右),他们铸造的批评观中有如下两个核心观点:一、批评是一种自我体验、自我创造、自我价值的肯定,同时也是和世界交换意见的一种方式;二、批评是一种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 而这种批评观又可用法国印象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话加以概括:“我所评论的就是我”或“批评就是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 这种批评生机勃勃,甚至让年即半百的陈骏涛感受到他与“第五代批评家”的差距,也让他悟出了其中的一个道理:“搞文学的人,其目光绝对不能仅仅止于文学,而应该关注文学以外的广泛的问题。首先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类的未来,这些每一个生活在当今世界上的人,特别是搞文学的人不能回避的问题;同时,就知识领域来说,还应该涉猎除了文学以外的其他部门——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 可以说,这样的批评既是文学批评,同时也是一种通过文学与外部现实接通的批评,它所警惕的恰恰是那种自我封闭式的学院批评。
    然而,这样一种批评范式却被90年代兴起的学院批评否定或取代了。如果在学术的层面上追寻理由,这样一种否定自然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现在看来,80年代的文学批评确实有高谈阔论之嫌;而学理的依据不足,其“宏大叙事”就必然流于空疏与浮泛。同时,文学批评一旦与批评主体的社会关怀与责任联系到一起,也确实更容易形成陈平原所引用的“借经术文饰政论”的局面,于是,“在专业研究中,过多地掺杂了自家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关怀,对研究对象缺乏必要的体贴、理解和同情,无论谈什么,都像在发宣言、做政论”。 文学批评一旦成为一种工具或利器,它也就立刻会暴露出一些严重的问题。
    那么,这就是学院批评兴起的惟一理由吗?不是的。能够摆在桌面上的理由固然应当看重,但那些更为隐秘的原因也需要予以澄清。如前所述,对于80年代的许多批评家来说,文学批评是介入乃至批判社会、实施人文关怀的重要手段。但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格局,阻断了他们介入的通道。这时候,退守学院就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如果看看这一时期“第五代批评家”的代表性言论,我们应该能发现其中的一些难言之隐。比如,陈思和除了委婉批评知识分子的庙堂意识和广场意识之外,还提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 陈平原则明确表示,“学者以治学为第一天职,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现实政治论争”。他“赞成有一批学者‘不问政治’,埋头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研究”,“允许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 而南帆则明确了学院的一个基本功能——逃避:“学院一直被看作逃避动荡社会的一方乐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成为学院环境的写照,而通行于学院内部的学术话语仿佛为逃避政治话语的控制提供了必要的专业掩护。” 在这些隐晦婉转的表达中,我们分明看到了学院批评之被选择的更加复杂的精神症候。
    在这样一种症候面前,我们便可以思考学院批评在正面价值背后所隐含的先天不足。
    第一,80年代的印象批评是一种极力张扬批评家主体意识的批评,同时也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政治批评和文化批评。它以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为出发点,但介入现实却成为其最终目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之中的印象批评并不能单纯在“批评即表现”(像李健吾倡导的那样)的传统框架中获得全部解释,而是还需要把它看作是一种思想搏击,文化反思和政治诉求。很大程度上,它既接通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气脉,也吸收了萨特(Jean-Paul Sartre)式的以“文学介入”为先导、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为旨归的精神资源。然而,印象批评被学院批评接管的过程,却也是印象批评被全面去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批评家的主体意识消弭在批评客体里,批评回到了文学本位而变得安分守己。“文学介入”的思想既无用处,“躲进小楼成一统”就成为批评家的首选姿态。于是,学院批评对印象批评的“否定”并非哲学上的“扬弃”,而就是一种划地绝交式的弃绝。南帆指出:“‘学院派’的确看不上信口开河的印象主义批评。二两烧酒,一点才情,三钱想像,添加些许忧郁的表情或者泼皮般的腔调,这种配方炮制出来的文学批评不过是一些旋生旋灭的即兴之论。” 我以为,这种观点在学院批评家那里是具有某种代表性的。
    然而,学院批评的“否定”方式却也给自身带来了致命伤害,因为它从此丧失了某种精神元气,而走向了稳重、端庄、保守、中庸和收心内视的精神气质当中。这期间,虽然也有印象批评偶尔亮相(比如,吴亮刊发于1992年10月2日《文化艺术报》的《批评的缺席》等文章),却又如惊鸿一瞥,它让人略作骚动之后就复归于学院批评的平静之中,终将难成气候。
    第二,学院批评的核心理念是“为学术而学术”和“价值中立”,它所批判的对象应该是印象批评的“为学术而政治”和“价值判断”。客观地说,学院批评所倡导的这种价值观念非常接近于韦伯(Max Weber)的主张。因为在他看来,学术与政治是两种不同的志业(Beruf),它们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价值系统:政治追求权力的分享,而学术则不仅使人获得知识、思想的方法和思维的训练,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使人“清明”。因此,无论是学者著书立说还是课堂传授,都不能让政治观点进入学术和影响学术。而“一旦学者引进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于事实的完整了解,即不复存在。”  90年代以来,倡导并实践学院批评的人,虽然不一定熟悉韦伯的上述言论,但其操作方式却与韦伯的论说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呼应。
    在韦伯论述的意义上来思考90年代以来的学院批评,我们可能会发现学院批评之被选择的正确性,却也不得不思考其中所隐含的中国问题。在我看来,学院批评与“为学术而学术”和“价值中立”的同构性除了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还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80年代的“青年批评家”在90年代以来纷纷变成了中年“学者”或“教授”,这种身份的转换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文学研究事业是“学术”而不再是一项“批评”工作。既然是“学术”,便需要大讲价值中立而舍弃价值判断,以去尽“批评”的浮躁之气。在学术发展的路径上,这样的做法是可取的;但是,我们却也不得不说,在“学者”或“教授”改造“批评家”的气质时,“学术”也改造了“文学批评”精神内涵,它消解或去除了文学批评激进的美学锋芒,而把所有的文学问题还原成一个谈论起来十分安全的学术问题。这种安全感逐渐造就了学者的庸人习气,也为后来学术体制的收编与整合铺平了道路。
    第三,在这一背景下继续思考,我们还不得不触及到学院批评的学术自律问题。按照南帆的看法,学院批评之所以要转换成学术话语加以表述,其目的在于反抗:“这种深奥晦涩的表述恰恰与政治独断论格格不入。换言之,‘学院派’批评运用学科逻辑顽强地抵御政治独断论的干预,这显明了学术话语做出的反抗。”“在这个意义上,学术话语的存在涉及到了话语政治学。因此,‘学院派’批评的首要目标不是读者或者作者的侍应生;它是自律的,它的作用恰恰通过自律予以实现。” 明乎此,我们便可以解释为什么学院批评往往会让密集的术语、高深的理论充斥于自己的文本之中。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它们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也是一种反抗的标志,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批评或学术的自律。
然而,如此践行学术自律,也把学院批评隐含的问题暴露出来。阿多诺(T. W. Adorno)在谈论艺术问题时总是涉及到艺术的两重性——“自律性”和“社会性”,学院批评的学术话语亦可作如是观。在阿多诺看来,艺术的自律性意味着艺术逐渐独立于社会的特性,而“艺术的社会性主要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具有对立性的艺术只有在它成为自律性的东西时才会出现。通过凝结成一个自为的实体,而不是服从现存的社会规范并由此显示其‘社会效用’,艺术凭藉其存在本身对社会展开批判。” 从表面上看,学院批评在自律中亦寻求到一种反抗的力量——在这一意义上它非常接近于阿多诺的论述,但是,由于学院批评是“逃避”的产物,由于学术话语考虑到“自律”的层面却忽略了“社会”的维度,所以,这样的学术自律往往是脆弱的。而一旦政治投以青眼或商业抛以媚眼,它很可能会为之献身。学院批评后来的发展状况表明,学术话语恰恰是在他律的控制之中实现其自律的,它成了服从既定规范的楷模,甚至成了阿多诺所谓的物化之作。如此说来,这是不是意味着学术因其片面追求自律性而变得单维之后它本身已失去了反抗的力量,而所谓的反抗只不过是一种自造的幻觉?
    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故以上所谈问题,实际上是我在面对当今比较成熟的学院批评之后的一种回溯性思考。这些问题能否成立,还需要放到今天的学院批评中予以检测。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学院批评经过了某种前期论证之后,似乎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然而这一时期也正是高校与科研机构积累问题越来越多的时期。扩招之病、跑点之弊、学术工程的营造、课题申报制度的确立与完善、研究生的大生产与大普及、本科教学评估与轰轰烈烈的造假运动等等,构成了这一时期的问题景观。于是,有识之士既有“‘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的呼吁, 也有“学校不是养鸡场”的判断, 更有对“学术行政化”、“教育产业化”、“学院公司化”的批判。 我以为,所有的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谈论学院批评的现实语境。与这种语境相对应,学院批评也陷入到体制化与专业化等困境之中。
    关于学院批评的体制化,已经有人做过相关分析。比如,在南帆看来,教授、博士、课题、研究基金等等既是学院体制的产物,同时也包含了收入和社会待遇。而经过严谨的分类和切割,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由学院的文学系负责研究。这时候,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便显示出微妙却重要的差别:后者常常沉溺于文学的魅力,常常以文学作品为核心;前者更乐于考察文学周围的知识。于是,“考据”成为目前更投合学院体制的研究手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院体制要求“硬”知识,科学论断和学术规范,而游谈无根被视为肤浅的标志,注释的数量代表了扎实的程度。结果,一系列成文不成文的规定形成了文学系的某些价值观念。而学院批评的体制化最终造成的是如下局面:“批评抛下了文学享清福去了”,“一大批批评家改弦更张,中规中矩地当教授去了”。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如此反思学院批评的体制化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当批评进入学院而被充分学术化之后,它的批评激情已基本耗尽,它也不得不接受学院的全面管理。这样,文学研究就成为一种日常的事务性工作,成为知识传授和知识生产的组成部分。只是,这种体制化了的学院批评既缺少生机与活力,也容易遭人诟病。比如,南帆等人的《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在《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刊发后,马上遭到了吴亮、陈村等人的批评,而伴随着“小众菜园”等网站的推波助澜,学术黑话问题、学术圈地运动问题、抢占话语资源问题等等又一次得到网友的热烈讨论。在吴亮看来:“‘底层表述’在后谎言时代被适度地学院化了。用晦涩空洞的语法去代言底层正在成为一种学术时髦。” 而南帆则在回应中谈到,这篇对话虽然使用了语言学、叙述学的术语,但这正是文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如果仅仅因为没有读懂就盛气凌人地断定对方是‘黑话’,是否太自以为是了?”“如果每逢陌生的术语就转过脸来破口诅咒所谓的‘学院派’,那将如何与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家打交道?” 但可惜的是,这场讨论在充满火气的争辩中并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
    这个根本问题是什么?其实就是南帆所谓的“批评抛下文学享清福去了”。也就是说,由于“批评”变成了某种“研究”,所以鲜活的文学已不再能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他们利用学术术语和相关理论进行着某种“考据”式的工作,这非常符合学院批评或学术研究的规范,但是却很可能既远离现实问题,也为人们试图接近这种问题制造出了某种话语障碍。而更让人深思的是,如果说术语与理论在学院批评之初还意味着某种自我保护措施,那么经过体制化的锻造与锤炼之后,它们已成为一种表述习惯。后来者不知其中奥秘,便把这种表述当成进入学院批评的开门钥匙,结果,他们在术语的旅行中或许会遗忘更加真实的现实问题。因此,在我看来,这场争论很可能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学院批评修成正果之后已变得财大气粗,它已在享受着体制化的种种好处。所以尽管身处学院的教授也会不时地反戈一击,但却更像在做姿态。当学院批评遭到真正的冒犯时,捍卫或保卫体制化了的学院批评便成为学者们的习惯性反应。
    那么,这就是学院批评体制化之后的主要问题吗?不是的。学术黑话问题、跑马圈地问题等等只是学院批评体制化问题的一个次要方面,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当今的学院批评经过管理之后已经纳入到一个安全生产的既定秩序中,它已不再反抗,而是开始接受一种已然收编的既定事实。
    这就不能不提到当今的种种课题申报制度。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龙头,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项目铺天盖地(如省部级项目,地市级项目,校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集体攻关项目,个人项目等等),它们构成了学院批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动力。而所有的项目既然都有各级政府出钱资助,严格的课题申报条件和相关要求也就纷纷出台,以便一开始就对申报者做出某种规范。而为了获得某个课题,申报者之前首先会自我审查,以在“政治正确性”方面不出问题;课题申报成功之后,还有相关部门组织的中期检查和最后的“结项”制度,这固然是为了督促课题的顺利完成,却也对课题的思想越轨行为负责着某种监控。而由于课题的有无与多少往往是与个人的职称晋升、评奖、收入、待遇和单位的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等等的申报与评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它总会引诱得学院中的众学者趋之若鹜。结果,学院批评不得不进入到一种体制化的运转之中。
    在我看来,学院批评的课题化、项目化是它被整合与收编的重要标志,因为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下,课题或项目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体制,显然是对学院乃至学院批评进行规训的重要手段。这就意味着学术自由只能是一种“规定动作”,而这种动作越多,它也就必然会挪用或挤占“自选动作”的时间和精力。与此同时,课题与项目一方面会让学院批评变得越来越学术化,批评因此被削弱了必要的思想锋芒,学者失去了提出重大社会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它们又加大了学院批评行政化的力度——在许多人心目中,课题与项目只是进入下一步申报系统的通行证,是接受评估的重要指数,它们与批评和思想无关,甚至也与纯正的学术思考无关。而这样一种学术体制运作到最后,势必导致学院批评的柔弱化与空心化。比如,我们的学术市场上,规模浩大的“工程”和“成果”往往很多,却大都缺少思想深度与学术力度。它们的存在只是维持了学术的虚假繁荣。
    关于学院批评的专业化,我更想以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余华的《兄弟》面世之后,获得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其否定性意见集中体现在《给余华拔牙》(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而那里面所收的文章又大体上体现出印象批评乃至文化批评的倾向。而在2006年11月30日,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写作与研究中心与《文艺争鸣》杂志社则召开了“余华小说《兄弟》讨论会”;从后来发表的论文及座谈会纪要来看,这是很典型的学院批评,而这种批评则全部表达了对《兄弟》的肯定性看法。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陈思和对《兄弟》的评论。在他看来,《兄弟》走出了我们的审美习惯,他连接起来的是巴赫金所谓的“怪诞现实主义”的传统。于是,在巴赫金的论述语境下,《兄弟》张扬的是一种民间文化传统,偷窥细节接通的是“隐形文本结构”,而那些放肆写作中的粗鄙修辞,则体现了民间叙事的魅力。 立足于这种分析,陈思和形成如下判断:“我应该毫不掩饰地说《兄弟》是一部好作品。这部好作品首先是它对当代社会、这个时代作了非常准确的把握。”“我们希望余华的《兄弟》进入文学史,进入学院”。
    从学院批评的角度看,陈思和对《兄弟》的解读无疑是成功的,但惟其成功,里面隐含的问题也就更加隐蔽,不容易为人所发现。在我看来,这种解读首先不是从作品出发,而是从既定的观念出发(巴赫金的观念和他已经成型的诸多观念,如“隐形文本结构”等),由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陈思和的民间文化传统理论已深入人心,并且获得了正面阐释的效果,把《兄弟》置入这一阐释框架中便具有了隆重的意义。而这一阐释框架同时也是一个排除的过程——立足于《兄弟》本身的印象式判断,《兄弟》作为畅销书的生产手段,余华的写作策略,《兄弟》中的情色风景与我们这个时代同构而合谋的那种隐秘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排除掉之后,剩下的便只能是一条专业化程度很高,学理性很强的狭窄通道。所以,以我之判断,陈思和说《兄弟》是一部好作品,主要原因在于这部作品符合了他观念的需要。
    这就不能不让人反省学院批评的专业化所面临的问题。在我看来,当今天的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专业化一方面会遮蔽学院批评对当下文学的复杂认识,一方面又会让学院批评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为文学史的写作毕竟出自学院派之手,而“希望余华的《兄弟》进入文学史,进入学院”当然也并非空话,很可能就是未来文学史写作的提前承诺。于是尽管印象批评和文化批评来势凶猛,它们终将不是学院批评的对手,因为学院批评握有话语霸权,它与教科书、专业期刊和维护学院传统的研究生队伍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阵容,这个阵容最终会以学理不足的名义宣判任何印象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死刑。
体制化和专业化当然不是学院批评问题的全部,却也足以让我们看到它在进一步发展时所面临的困境。如何走出这种困境,许多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想,学院批评既然也是批评,恢复批评的本来面目应该是至关重要的。陈丹青说:“批评之所以是批评,就因为真的批评总是不满的,怀疑的,不合作的。” 萨义德(Edward W. Said)指出:“如果我用一个词永远同批评联系在一起(不是作为修饰语,而是作为对批评的强调),那么这个词就是‘对抗’。”而对抗,首先意味着道义上的反抗:“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对人的生活的改善,其本质是反抗各种形式的暴政、统治和滥用权力。它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人类自由而生产非强制的知识。” 如果学院批评也能具有这种高屋建瓴的批评情怀,它是不是会变得更可爱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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