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独立与尊严

[关闭本页] 来源:      作者:周晓枫 发布时间:2009-04-09

周晓枫
1969年6月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做过8年儿童文学编辑,2000年调入北京出版社,从事杂志编辑工作。出版过散文集《上帝的隐语》《鸟群》《收藏──时光的魔法书》和《斑纹──兽皮上的地图》《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和笔记小说《醉花打人爱谁谁》。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奖项。

大家下午好!
    我原来是儿童文学编辑,后来做成人文学编辑,加起来十几年的职业生涯基本上瓦解了我对作家的身份迷信。漫长的成长期里,我一直把作家理解为更具灵魂纯度的人。后来的工作接触,使我逐渐看到了一些作家“皮袍下的小”,慢慢就平静了。谈不上什么失望,因为我原来的做法,是抽去了“作家”脚下的现实地平线,我把他们推向圣徒角色本身就包含着不人道的成分。而且我也找到了释放他人和自己的理由:我想如果作家自身具有某些斑点,乃至污点,也许在开掘人性时更容易抵达深度。我对“作家”还残留一丝迷信,体现在当别人把我也称为“作家”的时候,我心里特别不安,而且始终没有克服。包括敬泽刚才介绍我是散文家,我感到不适应,“散文家”?这是什么称呼呢?相当于一个人在感情上有所经历,就被称为“恋爱家”一样,听起来怪异。我习惯自称为写作者,除此之外,我想像不出别的词汇。当我们的自我命名都如此困难,联想起评论家日常工作经常需要命名这个、命名那个,可以设想其工程艰难。
    昨晚我们准备到楼下咖啡厅聊天,发现许多评论界精英已然在座,我瞬间就体会到小时候面对“作家”的那种惶恐。这些人恢宏的知识结构、严谨的逻辑能力、敏捷的反应速度、激昂的雄辩风格……我立即感觉到自己的屈服。我担心自己的谈话热情会降低他们的谈话品质,败坏他们谈话的兴致,所以我沉默寡言──当然,这种明智的选择同样起到了败兴的效果。
    所以证明,我对批评家的身份迷信还在持续。在参加过的座谈和论坛中,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少见的具有信息量和吸引力。许多人发言密度这么大,以至于我怀疑他们觉得自己的标点符号和语气助词都是在浪费时间。我感受着思想辐射出的强烈光芒,但又有回忆中的模糊反差对比着,不禁心生疑惑,为什么,我平常参加的会议大多却沉闷无趣、乏善可陈,让我体会不到倾听中的享乐感呢?
    我分析几种可能原因。第一,难道参加会议的不是同一班人马?也许今天来的全是金字塔的塔尖,我平常读到的庸文,作者不过是些凑热闹的分母,他们的参与反而会贬抑文学批评的价值。第二,参会者其实就是同一拨儿人,只不过现在变成了高手火拼,他们华山论剑,一决高下。平常他们出入各种场合只需做个广播体操动作,随便一个仙人指路就完事,不动脑子;而这个秘密擂台上,需要展现出个人水准的能量和智慧,他必须考虑动作的难度系数,做起来要好看还要自然洒脱。第三,所谓坦诚相见,对手之间要在重量级和承受力上旗鼓相当。比如一个小学生向我求教作文,我肯定不说你在胡说八道、天生不是这块料儿,因为他承担不起。那么,会不会,作家往往才华有限而意志薄弱,不可能像评论家之间在锋芒毕露中彼此欣赏智力对撞的火花,所以批评家们对他们的态度不自觉地变成了小儿科里的敷衍。
    正是由于理论基础的薄弱,我很愿意做出补课式的努力。当我阅读某些评论作品的时候,行文的沉闷枯涩让我觉得分外乏味,最可恨的是作者把这种枯涩当作深刻,把沉闷当作端庄,然后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自以为是的优势心理,令我气恼并反感。可能有人会说,你不要看人家写得不好,虽然不能做厨师,他就不能做一个具有品尝天赋的好食客吗?说得好像对,其实不然,最可怕的是,这些人丧失了文学的味蕾,丧失了对艺术基本的感知能力。所以读者在此类批评的引导下,根本体会不出作品的精微。他们没有一剑封喉的绝世武功,没有哪怕是带有邪恶感的智慧。更有甚者,有些评论简直是对原作恶劣的曲解,他们成了“中译中”式的坏翻译,不仅做不到信达雅,还能把有血肉的活人翻译成一堆枯骨,其化神奇为腐朽的过程令人瞠目结舌。每当看到他们用学术名词来生硬概括,我耿耿于怀,我对评论家曾有个恶毒比喻:当你说葡萄牙的时候,他认定你说的是葡萄和牙,然后他就觉得已经进行了细化分析,然后就以为理解精髓而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使作者无法找到自己原来的内容和体系,只有百口莫辩,在那儿干生气。
    当然我这样说,并非把作家当作唯一掌握自己作品核心机密的人。某些作家觉得自己特别有智商,故弄玄虚,把谜底藏匿,然后等待评论家以多年的专业训练去掌握某个解读公式,走过曲折迂回之路去破译,最后对上暗号就像胜利会师;如果答案不统一,作家就鼻孔喷冷气,以为批评家不具备理解的资格和抵达的能力。有些作家矫情得可笑,有首流行歌曲唱:“女孩的心事你别猜,猜来猜去猜不出来。”谁有心思陪你玩儿?明明过了更年期的妇女还使劲撒着青春期的娇,真是笑话。我挺烦这种作家,当然有时候我自己便是如此。
    昨天大家反复探讨批评与作品之间的合作关系问题。但首先,要确定合作的基础是什么。我想提个相反的观点,合作的基础恰恰首先是不合作,首先是维护各自的独立,或者说是各自的孤独。先说写作者的孤独,在始终没有批评家到场的情况下,写作者是不是能够坚持内心的表达,甚至把忽略当作不受干扰的寂静来享受?当一个写作者迫切地要求被肯定,无论是市场追捧,还是期待评论家的褒义词,说白了,都有急功近利之嫌,都是看脸色行事。再说批评家的孤独。我们都暗中嘲笑评论家们背着黑包领红包,但知易行难,有些情境下真要在人情和操守之间划开齐整的切线或者说维护微妙的平衡,的确不易。但是,令人尊重的批评家又必须独立地担当,必须付出代价,失去部分审读费、部分作家的爱戴和簇拥、部分媒体的偏宠等等。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把什么都推卸为制度悲剧我以为也是对个人责任的逃脱。我们常说,医生和律师或者说是法官,代表着不能后退的社会良心;在某种意义上,评论家在文学的意义上,难道不是在部分功能上承担着医生、律师甚至法官的职责吗?如果评论界权威振振有辞地为自己的妥协辩护,我相当于听到卫生部部长或者发言人说红包有理、受贿无罪,的确,让我无言以对。有人说得好,当知识分子解剖社会的时候,先要看看自己的手术刀干净不干净。
    话说回来,我们都在单方面地要求批评家的职业操守,但写作者未必都能承担得起。一个与你把酒言欢的兄弟,突然在公开媒介上痛贬你的新作,他可能出于纯粹而专业的审美判断,试问有几个作家能有对等的胸襟,觉得批评文章蛇打七寸、立论精彩?恐怕都在那儿暴跳如雷,把这视为蓄意挑战了吧?作家自觉把自己降为一个无辜的受害者,然后理直气壮,认定这个有气节的批评家就是一个道德意义的小人。恐怕,这是作家对批评的常态反应。所以,当指责评论家,让他们不要顾惜人情中逐渐堕落时,写作者是否真正具有清白的资格?最好先要求自己不在乎奖项、声名甚至发表的情况下去坚持文学理想。创作者发自内心的理解,才是对批评家最为有效的支持。
    我想,批评与文艺创作,必须各自具有充分的独立精神,或者说,具有充分尊严的情况下,两者的结盟才可能是令人鼓舞和欣喜的,而不会滑向那种狼狈为奸的危险境地。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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