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中的批评

[关闭本页] 来源:      作者:李 浩 发布时间:2009-04-09

李浩
    1971年生于河北,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协理事。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现在河北省作协《长城》杂志社工作。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同时也确实非常紧张,尤其是面对这么多我所敬仰的批评家和作家。
我先从个人的角度谈一下我对文艺批评和我个人写作之间的关系。
    首先,它丰厚了我的审美能力,搭建了我和某些文艺作品之间的理解桥梁。我对那些溢出我旧有审美能力之外作品的理解、认知和品味,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文学批评给我搭建起来的,我现在也能想起最初面对卡夫卡,面对贝克特,面对唐纳德•巴塞尔姆时的情景,我承认自己是无从下嘴的,觉得很难理解,找不到通向内部的路径。文本所散发的“灾变”气味让我很不适应,我被阻挡在文本的外部。是文艺批评给了我解读途径,使我能够进入他们的作品——没有文艺批评很难想象他们会构成我阅读生活当中美妙和欢愉的部分。
    文艺批评还对我的写作不断提出警告,使我不敢有所懈怠。我时常将文艺批评当成是一面镜子,将其中提出的问题与我的创作进行对照,查找自己的问题和不足。布洛赫说,“发现是小说唯一的道德”,我每在写完一篇小说或者是一首诗歌之后,就会自己想追问自己一下:我这里有没有个人的发现,我为“新”提供了什么,我的这个写作是否是道德?米兰•昆德拉说,缺少笑声和游戏精神,媚俗,对流行思想的不思考是小说的三大敌人,隔一段时间我又必须让自己面对这样的追问:我的写作是否已经开始有了媚俗的倾向,是否和当下的流行思想有了某种合谋,是否严肃到呆板、陈腐了?记得李敬泽先生在河北有一次讲座,他转述并解释了林语堂先生的一句话,小说,应当是对我们被矫饰生活的一种警告。因为这句话,很长一段时间让我陷入到对自己的深度怀疑当中:我的写作一直是理念先行的,我会给写作埋好某种的“预设”,而且寻找能够统领我想说的线,建立一个言说支点——我在想,我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属于另外的一种“矫饰”,是摆脱了旧“矫饰”之后的新“矫饰”呢?
    第三,文艺批评还丰富了我的文史知识和认知能力,增强我对世界和他人的理解。这一点我不多说了。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缺少哲学思考和批评滋养,仅靠小灵性是走不远的。
    昨天,朱大可先生,崔卫平先生,陶庆梅女士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提出了批评,说实话,作为刊物编辑,作家,我对当下的文学创作现象也颇有微词。要想让批评家理解,服气,首先是作家要争气。
    在接受北京市文联邀请的时候我还在想,一个作家、一个写作者,他和文艺批评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在这里我不想重复已经有的那种定评,尽管它原比我想到的要正确的多,可在这里,我还是想打一个比喻,用一种偏执的方式打一个比喻,我觉得写作和文艺批评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应该是一只饥饿的狐狸和刺猬的关系,他们之间存在是智力上的搏弈,他们之间是一种拆解和反拆解的“迷藏”。是的,是一种迷藏,是智力搏弈。
    作为写作者,应当最大可能在读者和批评家那里变得陌生,他要溢出旧有的审美和理念的范式,变得更加个人,不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扎堆儿,就让批评家尽量抓不到他,不走进批评家任何一种原有的圈套中,不让他们可运用旧知识体系但将你一二三四地剖析出来;而作为批评家应当充当这种陌生与前行的发现者、解析者和评论者,他应当需要调动自己的智力、经验和敏锐,才可以找到他自己言说的最佳途径。借用张柠先生发言中的话说,就是,作家应当努力提供新物种。
    在这个意义上,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优秀的批评之间是一种共生同构的关系,它们有着非常强的互渗性,有着一种共通的光。
    作为我个人来说,喜欢阅读一种什么样的文学批评?在这里,我必须先声明,我只代表个人发言,只代表我的文学趣味。
    第一,我喜欢阅读及物的文学批评,和作品有着无限的贴,了解文字的微妙、丰富和歧意,同时对文学、文化有整体性的把握。借用意塔洛•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里面对柯西莫男爵的评价说,他一生生活在树上,却始终热爱着大地。就是说它要有高度、有针对、有具体。
    第二,我喜欢在道德话语和政治话语之外能对艺术本质发言的批评,同样也是米兰•昆德拉说的,“小说的智慧产生于道德悬置的地方”,而我们当下的文艺批评,一些批评家奠起和操持的仅仅是陈腐的道德律令,用他们自以为的“正确”和“正义”来规范和评价一篇文学作品的价值,“鞍子套在了马头上”。任何的道德正确、政治正确都无法保证文学的成功,却助长了我们的幼稚病。这本是常识,这种常识上的未明在我们的文艺批评中却一直未被清除,反而在影响着文艺。“请放下你的鞭子”。
    第三,我喜欢阅读那些有个人思考的,有审视,甚至有一些忐忑的批评,它不强硬,认定自己的判断是唯一真理。借用多多的一句诗,“思想,是弱的,而思想者,是那更弱的”。
    最后,我想提一个很个人化的幻想,甚至是请求:我们能不能重提一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分野和对抗,我觉得我们可能有义务,为那些写给无限少数的写作者以生存的权利。我们应当重视文学艺术的生态多样性。
    最后我想回应一下邵燕君教授的看法,我觉得在中国,做文学普及工作的写作者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在这点上,我觉得不缺我一个,我不再做什么普及。文学、文艺更应当是向上的,向着“智慧”前行的。我愿意在自己的文艺观当中继续保持那种,属于个人的审美傲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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